漫步青石板路，在鸡鸣驿古城的清代商运壁画图卷中，遥看当年晋商票号的繁荣，过往晋商驼队歇脚于此，共饮一杯来自汾河谷地的清香；

明长城蜿蜒如龙，气势磅礴，伫立张家口大境门前，仿佛看到满载汾酒的晋商驼队从此浩荡出塞，驼铃声声，马蹄踏雪，1400公里张库大道被汾酒的清香浸透；

……

万里茶道国内段途经张家口等地，这些地区不仅是茶叶贸易中转站，也是汾酒北上的必经之地，更是汾酒传播的“酒香之路”。汾酒作为晋商文化的重要符号，通过茶道上的驿站、商号及晋商网络，将清香型白酒的酿造技术传播至河北，奠定了中国白酒产业多元化的基础。

驿路酒痕藏杏花古韵，燕赵大地织汾香经纬。让我们在燕山月下探驿路酒痕，在河朔烽烟中觅杏花古韵，在冀野苍茫处寻汾酒清香。

鸡鸣驿城：驼铃与酒香的千年回响

茶路北上至张家口，便是万里茶道上名闻遐迩的“张库大道”（张家口至库伦）。张家口南通中原，北接内蒙古大草原，处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汇处，是万里茶道北方地区最为重要的交通枢纽、贸易中转站和榷关城市，有着北方“旱码头”的美誉。

鸡鸣驿高大的城墙如今依然透着威严。

鸡鸣驿城是万里茶道北段重要的贸易中转地，位于怀来县鸡鸣驿乡鸡鸣山下，是南通飞狐、紫荆关，北至库伦（今乌兰巴托）、蒙古地区的必经之路。鸡鸣驿所在的这条连通北京、宣府和大同的驿路，同样是张库大道向北京和山西两个方向延伸的通道。在和平时期，驿道逐渐承担了商道的职能。百年前，浩浩荡荡的驼队就是沿着这条路来到张家口，继而出塞进入草原，开展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国际贸易。

站在鸡鸣驿高大的城墙下，抬头望向城楼，“鸡鸣山驿”四个字已显斑驳，却依然透着威严。漫步鸡鸣驿城内，历史的厚重扑面而来，历经风雨的夯土城墙沧桑却挺拔，仿佛在诉说旧时商贸繁荣；凹凸的青石板泛着冷光，被商队车轮碾过的车辙印依稀可辨，耳边响起商队清脆的驼铃声。这座始建于元代的驿站，曾是成吉思汗西征时铺就的驿路枢纽，在茶路兴盛前以邮驿功能为主，随着商贸的繁荣逐渐演变为以商贸功能为主的集镇。

鸡鸣驿城戏台。

明永乐年间，鸡鸣驿扩为“宣化进京第一站”，成为客商歇脚存货的地方，城内各类商铺、庙宇随之建立起来。繁华时，当铺就有六家，各类庙宇十几座。仅从东门到西门五百米的道路上，就有三十家店铺。贸易为这里的经济文化发展和城市建设带来了繁荣。

鸡鸣驿是我国现存最大的驿站，有着保存最完整、建筑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的邮驿建筑群，城内有驿署、驿馆、马号、驿仓等遗迹，多建于明清时期，建筑类型复杂多样。

在这些遗迹中细细搜寻，仍可发现晋商当年的活动痕迹。在鸡鸣驿城中的财神庙，山西晚报·山河＋记者看到一幅保存完好的清代中期壁画。壁画上画有晋商票号的情景，兑换处、票据制作等场景，细节刻画栩栩如生。类似的壁画在山西的庙宇中普遍可见，可以看出晋商当年在这里的商业影响之大。

鸡鸣驿城内有驿署、驿馆、马号、驿仓等遗迹。

寻访中，当地讲解员指着一处清代院落说，这是鸡鸣驿城内的一座酿酒坊，当时叫作缸坊。目前已经做办公使用，没有任何酿酒的遗迹了。不过，当时使用地缸酿造，肯定是使用了汾酒的酿造技艺。

站在鸡鸣驿城的青石板路上，远远望向城门，仿佛看到晋商驼队拉着满载武夷山的岩茶，汾河谷地的杏花村佳酿缓缓走来。移步驿丞署旧址的雕花木窗下，仿佛看到驿卒与商贾开怀对饮，将一缕清洌汾香渗入历史的缝隙。伫立缸坊前，侧耳聆听，仿佛还能听到晋商操着山西方言，谈笑间将汾酒的酿造技艺传入河北腹地。这是驿路上一曲驼铃与酒香的千年回响！

张库大道：巍峨山河间的汾香晋韵

万里长城巍峨蜿蜒，在河北·大境门段，雄伟的城头上刻着“大好河山”四个字，遒劲有力，颇具雄浑之气。1927年，“大好河山”的匾额由察哈尔特别行政区都统高维岳书写。如今，它已成为张家口的一张城市名片。

张家口大境门，雄伟的城头上刻着“大好河山”四个字，遒劲有力。

在“大好河山”之下还刻有“大境门”三个红字。大境门与山海关、嘉峪关、居庸关并称为万里长城上的四大地标点，是万里长城四大关隘中唯一以“门”命名的关隘，是“万里茶道”集散路段的重要交通设施。它见证了茶马互市的繁荣，也目睹了张库大道的兴衰。大境门是张家口的“魂”，它不仅是一座军事要塞，更是中蒙俄三国人民交易往来的融合之门、开放之门。“俄国和中国的茶叶贸易可能是1792年开始……茶叶陆续由陆路用骆驼和牛车运抵边防要塞长城上的张家口（或口外）……再从那里经过草原或沙漠、大戈壁，越过1282俄里到达恰克图。”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十卷第二册81页《资本的流通过程》中的一段文字。上面所写“经过草原或沙漠、大戈壁”的路，就是通往北方蒙古草原腹地的文化商贸大道——张库大道。大境门是张库大道的起点，前往库伦为1400公里，至恰克图为2160公里。

张库大道历史博物馆。

庄严的大境门前，如今游人如织。在张库大道贸易互市繁荣之时，大境门内外商铺林立，张家口外牛马骆驼成群，各种货物堆积如山。穿过大境门，沿城墙拾阶而上，登上蜿蜒雄伟的长城，远眺巍峨群山，仿佛能听到三千里张库大道上的声声驼铃。

大境门旁的西境门。

清初，长城北关互市贸易进入相对稳定和平共处的时代。大境门的打开吸引了大批晋商前来贸易，他们纷纷在张家口修房定居，设店经营，专门从事对蒙贸易。后晋商的经商范围延伸到了长城以北、东北以及蒙俄等边远地区。当时，“跑草地”的晋商商队交通工具就是骆驼，所以又被称为“骆驼帮”。史料记载，恰克图的华商大多数是晋商。晋商从张家口出关后，多是将运载的茶叶等货物经乌兰巴托运至恰克图。在恰克图买卖城交易后，晋商所属的货栈狭小，导致换取的货物无法销售和储存，于是张家口就成为中俄货物的集散地和中转中心。因此，清代中期，广州被称为“水路商埠”，张家口被称为“陆路商埠”，被誉为“北方丝绸之路”，是仅次于天津的“华北第二大商业城市”。

张库大道历史博物馆名誉馆长刘振瑛（左）接受山西晚报·山河＋记者的采访。

刘振瑛，今年76岁，张库大道历史博物馆名誉馆长、张库大道历史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著名的研究张家口历史专家。刘振瑛说：“在张库大道贸易互市繁荣之时，每年的进出口贸易额达到了一亿五千万两白银，有44个国外洋行在这里设立贸易点，美日俄三国家在此设了领事馆。这里不仅有做买卖的，还有表演杂技的，总之就是很热闹，拿《清明上河图》里呈现的繁荣景象来形容也不为过。”“据统计，到民国初期，张家口有106000户，其中70%是山西移民过来的。这些晋商来张家口是不带家属的，只带着伙计在这里做生意，可见晋商之影响力。”刘振瑛说，史籍中有关张家口人口的记载非常少。他根据相关资料整理出张家口几个时间点的人口数字：清嘉庆二十五年人口仅14000人；道光十四年为16000人；清光绪元年人口竟然猛增至142000人。同治、光绪年间，正是张库大道的鼎盛期。可以断言，这142000口人，绝大多数是在上下两堡一带、大境门内外、西沟一线居住的，而张家口堡内及其周边区域更是当时的黄金地带。

关帝庙碑记载的捐款商号。

晋商不仅是万里茶道的主要经营者，也是汾酒文化传播的推动者。张库大道作为“草原茶叶之路”的主干道，是晋商将汾酒北运至蒙古、俄罗斯的核心通道。他们利用张库大道的贸易网络，将汾酒与茶叶一同运输至蒙古、俄罗斯等地。汾酒因其清香口感和酿造技艺，成为晋商贸易中的重要商品之一。活跃在张库大道上的商号多为山西人所有，这些商号不仅运输茶叶，还大量贩运汾酒，形成了“茶酒共生”的贸易模式。例如，清代张家口的“大盛魁”等商号以“集二十二省之奇货”闻名，汾酒作为重要商品通过骆驼商队运往库伦（今乌兰巴托）和恰克图。

往来于张库大道上的商业信函。

晋商在贸易中不仅销售汾酒，还传播了其酿造技术。在张家口，万全县高庙堡“十八缸坊”的烧酒便是山西移民用汾酒酿造技术在当地生产的，是当时张家口酒的“品牌”。

为何会诞生“十八缸坊”？十八缸坊的烧酒缘何飘香张库大道？据刘振瑛讲，高庙堡，原来叫高家屯。屯，就是屯垦，有军屯、民屯和商屯。由于明朝边境防御需要，便会召集人来到这里做屯垦、耕种、生产，养活自己的同时，给军队提供给养保障。而来到高家屯的大多是山西移民。后来，长城防御升级，高家屯改为高庙堡。至今，张家口的语言、口音都带着“晋味儿”。“在张家口，不适合种小麦和稻子，但气候特别适合种植高粱等小杂粮。由于马匹喂养需要，老百姓高粱种植产量质量较高。喂马剩余的高粱便被山西人用作酿酒了。”刘振瑛说，万全高庙堡靠着洋河，水好，高粱也好，加上山西汾酒的酿酒技术，便酿出了“十八缸坊”的美酒。这一坛坛清香的美酒沿着张库大道飘到了草原，到达了漠北，甚至来到了俄罗斯，1400公里的张库大道上到处弥漫着十八缸坊的酒香，清洌纯正的酒香征服了人们的味蕾。

在库伦经营茶叶的三兴德、经营汾酒的义顺魁商号从东口铺（张家口）发回的清单。

山西酒史专家、山西省酒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山西省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王文清说：“在明末，高庙堡开始烧酒，到清末民初，高庙堡烧酒达到顶峰。村里有较大规模的缸坊18家，号称‘十八缸坊’。据史料记载，高庙堡烧酒除本地消费外，主要销往张家口、坝上等地。当时全村年产烧酒3000多吨，消耗粮食6000多吨。数十辆大车常年川流不息，拉运粮食和烧酒；数十座磨房常年运转，加工高粱；数百工人常年烧酒，因为万全是当年张库商道上老倌车（经过改进的木轮牛车在张家口称做老倌车）的结集地，再加上‘十八缸坊’的烧酒酒香浓郁、酒味纯正、回味悠长，从张家口一路到库伦都能喝到高庙堡‘十八缸坊’的烧酒。”

清人笔记中写道：“塞外驼铃载酒去，归来满袖皆茶香。”张库大道作为万里茶道的重要动脉，不仅是茶叶之路，更是汾香之路。巍峨山河间，汾酒通过晋商的智慧与张库大道的贸易网络，实现了从地方名酒到国际文化符号的跨越。杏花晋韵，跨越语言飘香千年。

汾行天下：山西酿酒技艺广传燕赵大地

茶路沿运河水路和多条陆路穿越河北全境。

明隆庆五年，张家口开马市，茶马互市的喧嚣中，汾酒借晋商之力悄然北传。史料记载，晋商以“联号经营”在沿途设酒坊，将汾酒的“地缸发酵”工艺播撒至河北。晋商万里茶路的贸易中不仅销售汾酒，还传播了其酿造技术。

直隶因其所产高粱味苦而宜烧酒，故乾隆初年禁酒后仍然允许额设缸户521座，以顺天、河间、保定、永平、宣化、通州等府州最为有名，烧酒最为普遍，其中尤以宣化府为最甚。据史料记载，清代时烧锅税的收入是清末“筹款一大来源”，仅直隶一省岁收即达60万两。

河北省唐县酒厂生产的古冀汾酒。

王文清说：“清代时，山西人在河北开烧锅者众多，他们将山西酒酿技术传授于当地人，又通过当地人将山西酒技艺传播到外地。”

邯郸丛台酒、衡水老白干、辛集束鹿酒、获鹿香泉酒、顺德酒、宁晋泥坑酒、迁西潵河桥酒、抚宁酒、廊坊酒、滦州酒、保定酒、沧州酒、承德酒、张家口酒……河北酒众多，几乎每一地都有自己的酒，而每一款酒都和晋商不无关系，都和汾酒有着渊源。

王文清向山西晚报·山河＋记者讲述了“河北酒”与山西洒牵手的那些往事：邯郸丛台酒，明弘治八年，邯郸归属京师直隶。水路运输码头启用，交通的便利带动了邯郸的经济和商贸的繁荣，很多山西人来此开办酒坊，并把技艺传于当地人，开办了贞元增烧坊。贞元增与赵国古丛台隔路相望，地理位置十分优越，逐步形成了前店后坊的格局。

1908年，邯郸人王琴堂从山西高薪聘请酒师，按照杏花村汾酒的工艺，酿制烧酒。在其执掌的作坊基础上，投入巨资，添置设备，在古丛台城南侧的东门里，扩大了“贞元增”规模，成为近代邯郸实业的三大支柱之一。

衡水老白干亦与山西酒有着渊源。明朝，山西移民中的酒师在当地开设酒坊谋生，又吸引大批晋商来此经营各业。后晋商又在瓮城建造了山西会馆，在山西移民和山西商人的影响下，衡水的酿酒业再度兴起。当时有名的衡水十八酒店将山西制酒工艺与当地酒技结合，进行创新，最有名的是德源涌酒店。后来，德源涌的白酒取名为“老白干”酒。

河北省涿鹿酒厂出品的华汾酒酒标。

辛集原名束鹿。据考证，辛集的酿酒业引进了山西酒酿法。晋商在束鹿经商，建起了山西会馆，做皮货、餐饮、钱庄生意，并将山西汾酒技术传到束鹿。束鹿人学会了汾酒技术，开了烧锅。他们在山西传统的酿酒技法上，创出了束鹿酒，酒水甘甜醇厚，好喝又好卖。后来，束鹿人还到湖北武汉三镇开起了北直烧锅酿酒，最盛时仅武汉就有近两万束鹿人从事烧酒酿造和经营酒店，奠定了武汉清香型市场的基础。

获鹿（今石家庄市鹿泉区），历史上山西、陕西通往河北的重要通道，是河北明清时期的商重镇。明初，山西移民就将山西酒技艺带到了当地。清朝，晋商在这里建了东会馆——铁行会馆，西会馆——晋鹿会馆，作为在获鹿经商的山西人聚会、签约、居住的场所。山西人在此开设烧锅酿制汾酒，产销两旺。汾酒技艺在此兴盛了200余年，至民国年前，香泉烧锅还有汾酒部，专酿汾酒。

在河北迁西县潵河桥镇，山西人建起了第一个烧锅名叫“涌泉昌”；秦皇岛历史上有名的台营烧锅是山西人酿制的；明永乐年间，山西大量移民至廊坊，于明初形成的2000多个村子，几乎都是山西移民村，山西移民开始在当地开办酒坊；明清时，保定府徐水县当地的造酒和造曲都由山西人控制；明初，山西人就来到沧州制酒；清初，山西商人在承德府开设烧锅200余家……

晋商迁徙，将汾酒技艺带入河北。汾酒的酿造技术扩散使得两地酒在“清蒸”“地缸”等核心环节上形成“同源异流”的格局。尽管河北酒与汾酒共享诸多工艺基因，但地域环境与香型选择塑造了差异。这种共性与个性的并存，恰是中国白酒“和而不同”的文化缩影。从鸡鸣驿的驼铃到大境门的商队，汾酒的清香沿张库大道流转，最终在工艺传承中凝结为跨越时空的匠心对话。

河北大地上的每一处泥土里，都藏着“茶道酒香”的故事。鸡鸣驿的残砖、大境门的垛口、张库大道上的车辙，皆是历史的注脚。站在大境门前，仰望“大好河山”，看夕阳将最后一缕光洒向驿道，仿佛听见晋商的驼铃，在酒香中化作一首无字的史诗，回荡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