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

山西方志文化系统性传承实践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院（山西省地方志研究院）

简介

为激活旧志文化价值，省委党史研究院（地方志研究院）围绕传承发展方志文化，组织专家团队深入图书馆、档案馆、民间收藏家处，搜集成化、嘉靖、万历《山西通志》等珍贵旧志版本，通过古籍修复技术对破损文献进行抢救性修复；组建专业点校团队，对旧志进行标点校勘与注释，出版万历《山西通志》、康熙《山西通志》等点校版。秉着让旧志文化“活起来”“火起来”的思路，以旧志记载的历史故事、风土人情为蓝本，围绕旧志中的廉政文化、历史地理、经济发展、文化变迁等主题设立专项研究课题；编写出版了《两袖清风——山西旧志中的清官廉吏》《山西历史地名词典（增订本）》《应县木塔志》等图书；撰写了《山西明清疫情与医家治疫》《山西旧志中的传统节日》《百年沧桑日昇昌》等文章，弘扬传统文化；指导基层依据旧志记载挖掘本土文化资源，为农产品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提供史志支持，为基层整理旧志提供权威资料。

“史是一条线，志是一大片。”地方志是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是一方之百科全书。如果把史书比作长江、黄河，我们在大河奔涌的宏阔激荡中，看见历史的激荡，英雄的风流；志书就是家乡的那条河，村旁的那条溪，在涓涓不息中，我们看到的是先民们生活的柴米油盐，山川河流的日新月异。

旧志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着地方历史、风俗、人文等丰富信息，然而，许多珍贵旧志面临着文献散佚、解读困难、传承断层等问题。

让旧志文化在新时代“活起来”“火起来”。

董剑云在做《增强历史自觉，挖掘方志价值》的报告。

旧志是重要的史料传承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

“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

方志门类齐全，具有信息量大、涵盖面广的特征，所记事迹真实可信，丰富翔实，不仅为史学研究和其他学科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有价值的资料，更是为地方治理提供了经验和智慧，历代不少新官赴任首先就是“览志书”。

“地方志的价值，是资政、存史、教化。”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院（地方志研究院）方志编研四室董剑云告诉山西晚报·山河+记者，山西新方志目前已完成两轮编纂工作。为让地方志在新时代发挥更重要的史料价值，省委党史研究院（地方志研究院）组织专家团队深入图书馆、档案馆、民间收藏家处，搜集成化、嘉靖、万历《山西通志》等珍贵旧志版本，通过传统影印技术对破损文献进行抢救性保护；组建专业点校团队，对旧志进行标点断句、文字校勘与注释，出版了万历版《山西通志》、康熙版《山西通志》等点校版。

面对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互联网和新媒体广泛应用于各领域，方志数字化、信息化也日成趋势，完整的方志档案无疑是未来方志信息化、数字化的基础。

借方志准确解读山西历史地名

在几千年漫长的历史中，山西这片土地见证了无数民族兴衰、朝代更替、农民起义和革命战争。同时，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行政区划屡经置废盈缩，许多地名也因历史变迁而更迭或湮没。要学习和研究山西历史，不可避免地要碰上复杂的历史地名，如果不能正确地将历史上的地名与现在的地理位置相对应，就不可能正确认识历史。历史地理学泰斗谭其骧曾形象比喻：“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

即将面世的《山西历史地名词典（增订本）》，便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这本书最早名为《山西历史地名录》，由原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刘纬毅潜心编著而成。书中内容皆由刘纬毅根据方志及史书记载，经多年考证之后写就。后经修订，更名为《山西历史地名通检》，由山西教育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2004年，又经刘纬毅补充完善，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山西历史地名词典》，得到社会各界好评与欢迎。此后，刘纬毅又对该书继续加以增订，并被省委党史研究院（省地方志研究院）列为《山西省党史和地方志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课题。增订本与原书比较，一是收词下限由辛亥革命延伸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使有关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主要地名能收入其中；二是增加了祠庙、寺观、碑刻、陵墓、名人故里、文化遗址等人文地理词条；三是收录了明清乡镇、堡寨；四是书末附录了音序索引，以方便读者查找。

“要准确解读山西历史上的地名，必须依托地方志的记载。这也体现了地方志在文化传承、资源记录、历史研究和实际应用等方面的重要价值。”董剑云说。

《山西历史地名词典(增订本）》封面。

为一方物产做好史料“背书”

方志作为一种区域性的著作，内容包罗万象，编写类目细致，既含国事改革、朝代更替，又含社会民生情况等，如天文、地理、农业、土壤、水利、气象、地震、地质、矿藏、物产、古物、风土、名胜古迹等，是一个地区“百科全书”式的历史文献资料，这些不可多得的资料对现在的生产生活有着重要价值。

“农产品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时，需要有史志支持，地方志就曾经为介休‘绵芪’的申报工作做过资料背书。”董剑云介绍，“现在所说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在旧志中就是指当地的物产。由于古代记载物产，不是为了扩大宣传，也不是为了扩大生产，主要是为了征收赋税的方便，甚至仅仅是单纯的记载，所以一般记得非常简单。《介休县志》从明代到清代、民国，总共编纂过8种，只有在民国《介休县志》的‘物产谱’里才出现了‘绵芪’这个名称。虽然只有几个字，但明确了‘绵芪’这个名字，这就对‘绵芪’最终能够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提供了很大的历史文化的支持。”

果然，2024年7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公告，确认7种产品获得地理标志，其中就有山西的“绵芪”。

山西晚报·山河+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山西历代的地方志中，有许多曾经非常出名的“地理标志”物产，这些物产有的被记录在物产中，有的出现在艺文部分，还有一些会出现在宦绩中。还有很多的山西好物需要在当代获得相应的身份证明，就像在“地理标志产品”这个事上，可以更好地发挥地方志的作用，为实现“乡村振兴”，助力“高质量发展”，做好史料背书，提供历史经验。这也提醒我们，今后在编撰县志和年鉴时，要有为将来申报“地理标志产品”储备历史依据的意识。

以志为笔续写山西文化脉络

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承载着我们共同的记忆，铭刻着美好的旧时光，它们既是时间沉淀的生活智慧，更是凝聚民族情感的精神纽带，每一个节日背后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动人故事。地方志作为记载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其记述内容必然包含民俗文化这一重要组成部分，而民俗节日作为民俗文化中最为丰富、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内容，在地方志记载中具有特殊地位。

山西历史悠久，又是各民族融合之地，民俗文化丰富多彩。以春节为例，“春节”这个概念产生的时间尚不足百年，“过年”才是古人的共识。“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是山西人的传统心理。过年从旧年的腊八节就算开始，要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五元宵节，甚至到二月初二龙抬头。因此，山西民俗有“忙腊月，闹正月，拖拖拉拉到二月”的说法。山西每个县都有一些自己独特的节日习俗讲究。董剑云和同事张洁根据各地地方志的记载，以志为笔，将山西不同地域的传统节日里的民俗活动进行了详尽考究，写出了“山西旧志记载的传统节日”系列文章，生动再现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山西人是如何过节的。

“人们庆祝节日的方式不尽相同，但节日蕴含的文化认同与价值观念却息息相通。传统节日犹如一条精神纽带，联结着这片土地上的中华儿女，传承着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基因。通过民俗文化的嬗变映照社会进步，发掘地方志中蕴藏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推动传统文化在传承中创新、在传播中发展，这正是地方志工作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张洁说。

以“修志问道，以启未来”的担当，将散佚的旧志典籍转化为活态文化资源——这，正是山西方志文化系统性传承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