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后，山西成为华北抗战的中心。大批文艺工作者满怀着一腔热血，奔赴这片饱经战火的土地。丁玲便是其中一员。8月，时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的她，带领30余名文艺工作者跋山涉水，深入山西战区。他们以戏剧、演讲、速写、街头诗等生动的文艺形式，不遗余力地宣传抗战政策。据记载，他们的足迹遍及50余个县市，演出百余场，观众达十万人次，极大地点燃了民众的爱国热情。
　　

“西战团”的工作经历成为丁玲创作的丰富源泉。在抗战初期，丁玲完成了《关于自卫队感言》《孩子们》《马辉》《一次欢送会》等散文和速写，《临汾》便是其中代表性的篇章。这篇战地速写运用白描的手法，真实、细腻地记录了“西战团”的工作实况，展现了根据地的日常生活和抗战风貌。
　　

作品开篇直接展开了一幅震撼的行军图：“西战团”的文艺战士们，一日之内涉过二十九条河，又在黑山关的乱石路上跋涉三十里。脚上磨出了泡，大家却仍在坚持。黑夜，战士们来到土门，即便身体已疲惫不堪，他们没有歇息，而是立刻在村里的戏台上投入演出。当乡民们观看短剧《保卫卢沟桥》后，眼含热泪，大声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这一幕深深触动了身在现场的丁玲，那一张张质朴的面孔，满是激愤与坚定，那是对侵略者的痛恨，也是对民族解放的渴望。
　　

在《临汾》的记述中，“西战团”一路奔波，终于抵达临汾。一座少见的大城，这是丁玲初见临汾的第一感受。然而，当她细细观察，却发现上下渡口空荡荡的，不见其他船只，偌大的城中行人寥寥无几，一片萧索。当丁玲与吴奚如进城时，偶遇县长，对方只是上下打量着他们，态度冷漠地甩下一句“找第一科去”，便乘车匆匆离去。即便遭遇这般冷遇，丁玲还是决意要在临汾停留三日，让“西战团”的工作在此地开展起来。
　　

当天夜里，整个临汾城都在热烈地议论：“战地服务团来了！”从中便能看出民众对抗战文艺的渴望和支持。次日清晨的菜市场水泄不通，人们争相围观服务团表演的相声，听振奋人心的演讲。“西战团”的到来，为这座死气沉沉的城市注入了生机。之后，“西战团”奔赴各学校，开展活动。在临汾中学，学生们举行游行示威，强烈要求驱逐不抗日的校长，不料竟遭到武装力量压制。
　　

夜幕降临，人潮涌向关帝庙。“五千个人头，一万只手，吼声震天”，现场气氛热烈到了极点。观众中，市民占了大多数，他们个个热情高涨，沙哑的嗓音里满是赤城，眼睛里跃动的是炽热的爱国情怀。台上激昂的表演与台下澎湃的情绪完全交融，在此刻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坚不可摧的力量。
　　

当火车载着“西站团”驶离临汾时，丁玲写下“别了，临汾！伟大的城啊”这个充满抒情张力的结尾。“在动荡不息的车厢里，吼出了更大的歌声”，歌声饱含着对未来的坚定信念，好似要冲破黑暗，向着前方奔涌而去，这也正是战士们不屈不挠、奋勇向前的精神写照。
　　

在艺术表现上，《临汾》既是为抗战服务宣传，又蕴含着动人的诗意。她摒弃传统报告文学的客观陈述，而是注入主观的个人感受和情感，将所见、所听、所感融为一体，让每个细节都充满生命力，让每个人都有了温度，文字克制而真挚，呈现出一种特别的质感。因此，我们看到作品中，既有“船夫在汾河中裸身拉纤，泥浆溅满一身”的粗犷画面，也有“成千上万百姓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的感性的热烈场景，等等。这种独特的艺术处理，恰恰是最打动人心的地方，它在现场感与审美表达之间，取得了较为完美的平衡。
　　

丁玲的笔触极具表现力，往往寥寥数笔就勾勒出鲜明的人物特征，《临汾》成功塑造了抗战初期的社会众生相。例如，在描写县长时，她抓住典型细节：身着考究的藏青色中山装，肚子高高隆起，圆脑袋上扣着一顶呢帽，活脱脱一副“上海包打探”的官僚派头。此外，作品中还有大量的群体形象的刻画，通过民众的口号声、眼光、泪水等，展现被唤醒的爱国热情。同时，她善用对比手法，如战士们初入临汾时，“只有少数的行人”，到后来被围得“水泄不通”，生动反映了宣传工作的成效。
　　

在率领“西战团”出发前，丁玲曾满怀激情地写道：“我以最大的热情去迎接这新的生活。”这种热忱与献身精神，确实贯穿了她的创作历程。《临汾》中，城楼上的晨曦、寒夜里的口号、灯光下的列车，至今仍在纸页间保留着历史记忆，那是一个作家与自己的民族共同经历的战火岁月，更是一个伟大民族团结抗战的精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