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秋初冬的大同古城，阳光透过县楼北街的老槐树，在青石板路上洒下斑驳的光影。循着古朴的气息前行，一座青砖黛瓦的深宅大院蓦然映入眼帘——门头“县长大院”四字遒劲有力，两侧抱鼓石历经岁月摩挲仍显精致，斑驳木门后，抄手游廊蜿蜒通向里院，挂在檐下的老旧马灯轻轻晃动，仿佛在诉说着近百年的光阴故事。
　　

这里，便是民国县长起居博物馆，这处习惯于被人称作“县长大院”的去处，也是大同人追寻城市记忆、游客感受老大同风情的文化地标。

县长大院俯瞰。

院落溯源：民国县制下的两任县长与城市印记

大同县长大院的故事，需置于民国行政区划变革的背景中才能更清晰地展开。

1912年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废除明清以来“省、府（州）、县”三级制，改为“省、县”两级制，大同随之废府设县，直属山西省。彼时的大同县，居于内外长城之间，北依群山、南接平原，既是控扼察哈尔、绥远的晋北门户，也是京绥、同蒲两条铁路交会的交通要冲，战略与经济地位举足轻重，全县下辖5个行政区、9条街、585个村，县域规模与今日大不相同。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这座建于清代的本地富商私宅院落，先后与两位民国县长结下不解之缘，也因此被老大同人称为“县长大院”。据史料记载，中华民国时期，大同历任23位地方行政长官——1929年以前称“县知事”，1929年县公署改称县政府后，始称“县长”。其中，让这座院落声名远播的，便是1934年10月至1936年2月任大同县长的卢宗孚，以及1946年在此居住的傅名显。

“兴利除弊见义勇为者请进来，甘谒以私关说词讼者滚出去。”在县长大院第二进院落的展墙上，这副复刻的对联格外醒目，其作者正是卢宗孚。这位浙江出生、毕业于燕京大学的县长，1980年病逝于上海，生前历任河北宣化县，山西绛县、晋城县、大同县、阳曲县等地县长，以及太原政公所所长等职，为官生涯始终以“清正廉洁”为信条。

在大同任上，卢宗孚的政绩至今仍能在城市肌理中找到痕迹：1934年11月5日，他陪同上级视察云冈村小学后，奉命筹建云冈新村——将原本居住在云冈石窟周边的百姓迁出，使新村与石窟隔离开来，这一举措为云冈石窟的保护筑起了早期屏障；他怀念浙江家乡街头的绿意，便在大同护城河坡种植小叶杨数千株，又在城内街巷遍植榆、槐、杨、柳、松、柏，试图为这座北方古城增添几分江南生机；1935年，他还联合地方名流王谦、郝绳祖主持《大同县志》的编撰工作，为地方历史留存了珍贵文献。1936年2月，卢宗孚被调往太原，任太原政公所所长兼阳曲县长，他虽离开大同，却以实干与清廉在民间留下了长久的口碑。

1946年，山西洪洞县人傅名显成为这座院落的第二位主人。这位毕业于民国山西军政干部学校的县长，为人俭朴谦逊，其书法作品刚劲有力、挥洒自如，展厅内陈列的一幅书法复制品，字里行间仍能窥见他的严谨风骨。

除了两位县长，这座院落的“身份”还曾几经变迁：上世纪40年代，一户白姓人家在此经营纸扎作坊，人称“白氏大院”；上世50至60年代，这里成为公法系统工作人员的聚居地，又有了“政法大院”的称呼。直到2009年，大同市文物部门将其确定为“不可移动文物”，这座历经沧桑的院落正式以文化遗产的身份，走进公众视野。

建筑密码：明清四合院的大同特色与匠心细节

“这是标准的老大同明清四合院格局，从大门到屋顶，每一处设计都藏着老匠人的巧思，也透着北方民居的实用智慧。”顺着讲解员的指引，走进县长大院，仿佛翻开一本立体的北方民居建筑教科书。这座院落的原址是县楼北街11号，古城改造后新编为7号，占地面积约1500平方米，为三进院落布局，现存房屋20余间，其中前两进院落保存完整，第三进院（原供女眷起居）暂未修复。

县长大院一进院。

第一进院显现出礼制与功能的融合。大院的大门位于东南角，朝向东面，属“广亮式大门”——面阔一间、进深两间，硬山顶，是传统民居中等级最高的大门形制。大门两侧内墙上饰有精美砖雕，两扇门板与正脊垂直，尽显庄重；大门南侧的两间小房是“马夫房”，再往南是暂未修复的马厩与车房，是专为当年县长出行配套所改建；北侧三间为“管事房”，负责门卫、接待等事务，其后便是厨房，满足院落日常饮食需求。

最引人注目的是大门正对面的照壁——基座采用在大同古城中并不多见的玄武岩材质，束腰、斗拱等处雕刻着火焰、卷草、瑞兽、花卉等精美纹饰，既符合传统风水“引气辟邪”的理念，也暗示着主人的地位与财力，能保存至今实属难得。在第一进院与第二进院之间，设有一座“抱厦大门”，大同人俗称“二门阖廊儿”，跨过这道门，便进入了院落的内宅区域，体现着传统民居“内外有别”的礼制秩序。

照壁上的砖雕。

第二进院是生活与办公的核心空间。作为县长日常学习、办公与临时休息的核心区域，第二进院的布局方正开阔，采光充足：正北是五间正房（当地俗称“上五道”），东西两侧各有三间厢房，南侧是三间带前廊的南房，所有房屋的屋顶都有一个鲜明特点——举架不高、坡度平缓、弧线优美，且前坡长、后坡短、出檐不大、檐口不高，大同人称之为“鹌鹑檐”或“道士帽”。“这是老辈人适应大同气候的智慧。”讲解员解释，大同雨少风大、无霜期短、冬季严寒，前坡长则冬季日照面广，积雪易融化；后坡短则减少西北风带来的积雪堆积；檐口低则能阻挡寒风灌入，让屋内更暖和。

作为院落中等级最高的建筑，正房五间功能分明。正中间是堂屋，后墙正中悬挂镶框大镜，两侧配条幅对联，内容取自宋代诗人邵雍《小车吟》中的“春暖秋凉兼景好，年丰身健更时和”，横批为“当惜寸阴”，合称“挂中堂”；中堂下方置红木条案，案上陈列西洋钟与各类瓷器，案前摆六把太师椅、一张八仙桌及椅间小方茶桌，是接待贵客的正式场所。东次间北墙下设“背炕”——大同民居为御寒常设火炕，“背炕”即靠后墙背阴处的火炕（另有靠窗户朝阳的“顺山炕”），炕下层铺芦苇席防潮隔热，上层铺讲究的栽绒毯子，炕上置铺柜、行李与炕桌；最具特色的是“炕围子”，在沿炕墙约二尺高的区域施以绘画，内容涵盖山水、花鸟、人物、风景等，既避免墙面污染、白粉粘身，又便于清洁，是大同民居特有的装修方式。西次间原是县长日常学习办公的书房，目前因尚未征集到合适家具，暂未完整展陈。

值得一提的是正房的“仰尘”（即天花板）。据明代园林大师计成所著《园冶》记载：“仰尘即天花板也，施于上，以承尘土也”，这种吊顶形式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大同民居中仍很常见。县长大院的仰尘为“棋盘方空式”，先顺房间进深设四五道大龙骨，龙骨两侧凿榫卯安装开间方向的小龙骨，形成长方形网格，网格底部找平后裱糊麻纸，每年用白粉粉刷即可保持白净，既实用又透着朴素的匠艺。

古院新生：认养模式下的保护和活化利用范本

“以前路过这里，只能看到紧闭的大门，没想到现在能走进来。虽然有些地方还在完善，但能感受到老院子的生活气息。”市民李成刚是古城的老居民，城市改造浪潮中全家迁往新城区。怀旧的他，是县长大院的“常客”，每次来都要在正房的“挂中堂”前驻足良久，条案上的西洋钟，古旧的太师椅，都让他想起了小时候家里的陈设。

李成刚的感慨，源于县长大院的“重生”：2020年初，按照省“文明守望工程”及文物认养保护相关政策，大同民营企业家张瑞认养了这座宅院，并投资将其打造成民国风格的县长起居博物馆。

“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说起认养县长大院的初衷，张瑞说，他是地地道道的大同人，对古建很感兴趣，对保护文物有很深的情怀，“认养这个院子，也想为推动大同文旅振兴崛起、盘活历史资源做点贡献。”

领养人张瑞对县长大院倾注了无数心血。

“认养不是‘占有’，而是‘守护’。”张瑞表示，接手院子之初便确立了“依法合规、最小干预、创新利用、社会效益优先”的原则。在文物修缮阶段，他聘请专业古建团队，严格按相关法规制定方案：对大门的广亮式结构、照壁的玄武岩基座与砖雕、正房的“仰尘”吊顶等核心构件，尽量保留原材原貌；对残损的木雕、砖雕进行修补时，采用传统工艺与可逆技术，避免破坏历史风貌；就连屋内糊窗的麻纸、张贴的窗花，也均按民国时期的工艺重新制作，力求还原真实生活场景。最终，修缮工程顺利通过验收，前两进院落的主体结构得以稳固，大同传统四合院的风貌也完整保留。

如今，走进县长大院，每一间房屋都力求还原出民国时期的生活场景：卧室里，大红躺柜靠墙而立，铜锁泛着温润光泽；雕花木床配有床幔，床头的民国梳妆镜仿佛仍映照着当年的身影；客厅的“挂中堂”庄重典雅，太师椅似乎随时等候宾客落座。据统计，博物馆内共展陈300余件藏品，涵盖古典家具、木雕石刻、字画、瓷器等，均从全国各地征集而来。随着第三进院的修复、地窖的开放、书房的完善，这座老院落还将绽放更多光彩。

为让老院落“活”在当下，博物馆做了不少创新尝试：在第二进院打造“民国风摄影基地”，游客可穿上民国服饰，在“鹌鹑檐”下、抄手游廊间拍摄复古照片；开发出28款文创产品，从印有院落砖雕图案的书签、冰箱贴，到复刻民国风格的笔记本、纸袋，每一款都融入县长大院的文化元素，兼具纪念性与实用性。

博物馆还配备专门的管理团队，设有办公室、安保部、设计部、后勤部等，每年投入近30万元用于文物养护、场馆维护与文创研发。自开馆以来，每年参观人数最高达5万人次，既有寻找童年记忆的老大同人，也有好奇民国历史的外地游客，还有前来打卡的年轻人。“这里不仅是博物馆，更是大同人回忆过去、年轻人了解历史的地方。”张瑞说，很多游客参观后会分享自己听来的大同老故事，这些“民间记忆”也成了博物馆的“活素材”，让展陈内容更加丰满。

傍晚时分，夕阳为县长大院的青砖黛瓦镀上一层金边，檐下的马灯被点亮，暖黄灯光映照着照壁上的瑞兽砖雕。游客渐渐散去，工作人员开始检查每一间房屋，看正房的“仰尘”是否完好、西房的家具是否归位、大门的铜锁是否牢固……这座历经百年的院落，曾见证过卢宗孚的勤政、傅名显的谦逊，经历过纸扎作坊的热闹、政法大院的肃穆，如今，它以博物馆的身份，连接着过去与未来，继续讲述着大同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