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夏神话的星河里，后羿射日从来不是尘封的故事。它是烈日下的一声怒吼，是干旱中的一线希望，是流淌在民族血脉里的抗争与坚守。神话学家袁珂在《中国神话史》中将其列为“中国古代四大著名神话”，与女娲补天、共工触山、嫦娥奔月共同构筑了华夏民族童年时期的精神图景。

作为一种活态的文化遗产，后羿神话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其悲壮的英雄叙事，更在于它深度嵌入到了百姓的生产生活，并在当代语境下被不断赋予了新的内涵。根据文旅部门的统计，在山西的晋东南地区，现存约50处三嵕（zōng）庙。星罗棋布的三嵕庙如散落的星辰，勾勒出华夏上古神话的鲜活脉络，见证着一段跨越千年的信仰传承。

历史深处

从神性到人性的英雄叙事

后羿神话的最早踪迹，藏于先秦典籍的吉光片羽之中。《山海经·海内经》记载：“帝俊赐羿彤弓素繒，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说白了，就是天帝赐给后羿一把红弓、一袋白箭，让他下凡解救百姓于水火。这时的后羿，还不是射日英雄，而是天帝派来的人间守护者，核心技能只有一个——善射。《山海经·海内西经》则补充说：“海内昆仑之墟，在八隅之岩，赤水之际，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岩。”其中，“仁羿”的仁，在古文中与“夷”字相通，故后羿又被称为夷羿。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释“夷”为，“东方之人也，从大从弓”。这也明确了后羿的族属渊源，即上古东夷集团。

更有意思的是，根据《世本》《国语》等书记载，后羿所在的东夷国姓妘，而妘姓正是祝融八姓之一，祝融是上古神话中的火神，如此一来，后羿便成了火神的后裔，天生自带神性基因。东夷族以鸟为图腾，“羿”字从“羽”，也暗示了其早期与图腾崇拜的关联，正如学者刘城淮所言，黄河下游一带的上古氏族，多尊鸟作图腾，羿字从羽也透示出了羿开始时的鸟的面影，后来他才逐渐由图腾转化为人神。

到了《楚辞·天问》，后羿的形象更为立体丰满：“帝降夷羿，革孽下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嫔？”他奉天命除害，射伤河伯却娶了洛水女神，既有神性的英勇，也有人性的欲望与纠葛。此时的后羿，既是为民除害的英雄，也是命运多舛的悲剧人物，神性与人性的交织使其形象更具张力。

真正让后羿成为“全民偶像”的，是两汉典籍里完整的射日叙事。《淮南子·本经训》对这一壮举进行了详尽记载，“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yà yǔ）、凿齿、九婴、大风、封豨（xī）、修蛇，皆为民害。”想象一下，十个太阳同时挂在天上，庄稼烤成焦土，猛兽四处伤人，百姓走投无路。这不是末日电影，而是上古先民的生存困境。

就在这时，后羿挺身而出。“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獏綸。”他在沼泽里斩杀凿齿，在凶水边除掉九婴，用系着丝绳的箭射落狂风，最后挽起红弓，一箭射向烈日，九个太阳应声坠落，化作三足乌的尸体，只留一个照亮人间。

这一段文字，把后羿的英雄形象推到了顶峰。十日并出象征着自然灾害的肆虐，射日之举则是人类反抗自然、追求生存的精神写照。他不再是单纯的善射者，而是拯救苍生于水火的救世主。弓箭不再是武器，而是对抗天灾人祸的希望。正如恩格斯所说，弓箭是“蒙昧时代进入高级阶段的标志”，后羿的一箭，射穿的不仅是烈日，更是先民面对自然的无力与恐惧。

从东汉开始，后羿的形象慢慢落地了。他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神祇，而是有缺点、有悲欢的凡人。南宋罗泌《路史·夷羿传》对后羿的一生进行了更为详尽的世俗化演绎，其中记载了两则颇具人情味的故事。

后羿曾经和吴贺一同到北方游历，看见一只麻雀飞过，吴贺让他射麻雀的左眼，后羿却射中了右眼，他以此为耻辱，从此更加刻苦练习，射箭技艺愈发精湛，天下无人能及。这则故事打破了后羿百发百中的完美神性，赋予了他犯错、知耻、上进的凡人特质，使其形象更加立体真实。

还有一则故事更接地气。夏王让后羿射兽皮，许诺“射中赏万金，射不中削十邑”。后羿一听这话，“色荡”，心里又贪又怕，两箭都脱了靶。夏王不解，后羿答道：“若并者，口懼之为灾，而万金之为患也。人能遗其喜懼之私，若万金之患，则天下亡愧于羿矣。”意思是，对于我来说，今天之所以射不中，是因为内心恐惧失败的灾祸，同时又贪恋万金的奖赏。如果人能够摒弃喜爱与恐惧的私欲，如同忘却万金之患一般，那么天下就没有人会比我射得更准了。这些细节让后羿从神坛走到人间。原来，英雄也会被名利牵绊，也会有失手的时候。他有骄傲，有羞愧，有欲望，有挣扎。

长子县护国灵贶（kuàng）王庙中的后羿射日壁塑。

两个后羿

射日弓下的双重剪影

许多学者都认为，在中国的上古叙事里，有两个“后羿”。在神话叙事中，后羿是受天命救民于水火的神性英雄，核心身份是善射除害的天地使者，而且，连他的死亡原因都说得清清楚楚。《孟子》就说“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逢蒙是后羿的徒弟，学会了后羿的射术后，因为嫉妒而杀死了师父。而《淮南子·说山训》则给出了更神秘的说法，“羿死桃部，不给射”，后羿是被桃木大杖击杀的。古代巫师常用桃木行使魔法，而后羿能擒妖捉怪，普通武器根本伤不了他，所以他其实是死于魔法暗算。

而另一个后羿则是充满人性复杂的历史人物。《左传·襄公四年》详细记载了其事迹：“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因、熊髡、龙圉而用寒浞。”这位后羿是有穷氏部落首领，凭借精湛射术夺取夏朝政权，却因沉迷田猎、重用奸佞，最终被寒浞所杀，落得“有穷由是遂亡”的结局。

罗泌的《路史》还详细描述了后羿从崛起、夺权到覆灭的人生轨迹。他本是东夷有穷氏首领，因太康荒淫无道而夺取夏政，但掌权后却“不修民事，忘其国恤，而蔽于纵禽”，摒弃贤臣，重用寒浞，最终被寒浞指使家众杀害，“家众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史记·夏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补充说，“帝羿有穷氏，世掌射正，至喾赐彤弓素繒，封之于组，为帝司射，历虞、夏”，这就点明其世袭射官的出身，而射术是他夺权的工具，而非为民的使命。

关于两个后羿的关系，学界历来争议不休，形成两大核心观点，而且均有翔实文献支撑。

一种观点认为，两羿是不同时代的独立个体，可称之为“分离说”。鲁刚在《论羿与后羿》中就主张，“羿是尧时射日除害的神话英雄，非夏人；后羿是夏代有穷氏君主，为夏人，二者分属不同时代，历史内涵截然不同”。他指出，《淮南子》《山海经》中的“羿”是神话人物，核心是“除害救民”；而《左传》《史记》中的“后羿”是历史人物，核心是“篡夏亡国”，后人因二者皆善射而混淆，实则毫无关联。东汉王逸在《楚辞注》中早已区分，“射河伯、妻雒嫔者，尧时羿也；革孽夏民、封豨是射，乃有穷羿耳”，这成为分离说的早期文献依据。

另一种则是“一体说”，即两羿是同一形象的流变演化。茅盾在《神话研究》就提出“人性的羿是历史化了的神性的羿”，认为两个后羿并非独立个体，而是同一形象在传承中的演变。董治安在《从上古神话到历史传说——谈羿和后羿故事的演变》中进一步阐释，上古神话与历史传说本就相互交融，“羿”是其神话称谓，“后羿”是其历史称谓，随着时代推移，神话英雄的形象逐渐投射到历史人物身上，最终形成二元叙事。刘全志在《后羿形象的衍生与文化内涵的建构》中更是指出，后羿形象经历了“夏之后羿→符号化善射之羿→射日之羿”的衍生过程，射日之羿是有穷氏后羿在战国社会的新型建构。

有趣的是，学界的严谨争议并未影响民间传承。在山西上党地区，百姓从不刻意区分两个后羿，而是将神性与人性完美融合，塑造出兼具温度与力量的本土英雄。这里的后羿，名叫张三嵕，既有神话中为民除害的正义，又有历史人物的命运起伏。百姓祭祀他时，既求他射日除旱的神力庇佑，也敬他敢作敢为的英雄气概，从不过问他是神话人物还是历史君主。这种融合，让后羿形象超越了二元对立，成为扎根生活的文化符号。

长子县护国灵贶王庙中的风雨雷电神像。

三嵕山下

从射神到水神的文化密码

后羿射日神话之所以能在上党地区深度扎根，与三嵕山独特的自然生态密不可分。比如，当地民间就流传着“羿射九日落为煤田”的传说：羿神射下的九日，即九只三足乌，它们死后，坠入上党大地，化作了储量丰富的潞安煤田。这一传说将自然矿产资源与神话叙事相结合，既解释了当地煤炭资源丰富的原因，也强化了民众对后羿神话的认同。

更重要的是自然气候条件。上党地区属温带季风气候，春季干旱多风少雨，夏季暖热较多雨水，秋季晴和时有暴雨，冬季较为寒冷干燥，且全年降水不均，60%集中在夏季的6月到9月。同时，晋东南地区平均海拔在1200米以上，境内山峰重叠，山地居多，凿井灌溉皆为不可想象之事，完全靠自然降水，因此祈雨成为当地民众最重要的信仰实践之一。

后羿射日神话最直接的文化内涵，是远古先民对抗旱灾的生存记忆。既然能解除旱灾，民众自然将其与司雨功能关联，而雨水又是农耕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自然条件之一，这样抗旱英雄羿神就顺理成章地被上党民众视为“灵风灵雨灵贶（kuàng）王”，管天管地管风雷的显灵神仙。

长子县护国灵贶王庙中的后羿与嫦娥神像。

明成化十一年《山西通志》就详细记载了天顺庚辰年（1460年）的一次祈雨事件。“天顺庚辰夏，屯留境内不雨”，百姓惶恐不安却无处诉说。当时的知县李良玉、县丞孙泰熙、主簿王镛等人召集乡里的长者，提前斋戒，于六月六日一同前往三嵝山（三嵕山）神庙祈祷。众人到达后，宣读祭祀的祝词，庭院中焚烧纸钱，仪式十分庄重。第二天，果然降下大雨；第三天，又降大雨。这一年秋天便迎来了大丰收。这则记载印证了三嵕信仰的灵验性，也充分证明了后羿是一位古代的萧敬腾。

庙会也是后羿神话传播的重要场合。上党地区的三嵕庙会主要集中在农历五月初一、六月初六和七月初七。比如，屯留县余吾镇每年都要组织一次大型香会，向老爷山的三嵕庙朝拜，活动中有大型裙伞12具，大型龙鼓铜钹两套，在队伍最后，众人抬一顶大轿，轿内是三嵕庙的三嵕塑像。庙会期间，方圆几十里的人都要赶来观看，人山人海，热闹非凡；长子县下霍村护国灵贶王庙的庙会则由交里、上霍、下霍等十个村主办，每年轮到哪个村子主赛，就由主赛村负责，经费也由主赛村出资，庙会期间除了祭祀活动，还会请戏班唱戏，主要为上党梆子，如《闯幽州》《收姜维》《打金枝》等大戏。

除了司雨功能，后羿还被赋予了司雹职能。晋东南地区是冰雹灾害的高发区，明清时期长子县境内水旱、雹雨等自然灾害频发，民众认为后羿既然能兴云致雨，必然能控制冰雹，因此将其奉为司雹之神。《泽州府志》记载：“护国灵贶王庙，世祀后羿，神司冰雹多灵应。”这种一神多能的信仰建构，是上党人民根据生存需求对神灵功能的灵活改造。这就是后羿神话的生命力所在：能屈能伸，能上能下，既能做天帝派来的射神，也能做守护农业的水神，更能做街坊邻里的张三嵕。

老爷山，古称三嵕山，传说后羿在这座山上射日。

当代新生

后羿的现代重述热潮

进入现代，后羿神话迎来了新的蜕变。后羿故事融入了现代价值观、审美取向与叙事手法，这种重述赋予了后羿形象全新的内涵。

鲁迅的短篇小说《奔月》是后羿神话重述的开创性作品。小说以嫦娥奔月的典故为背景，颠覆了传统叙事的神性基调。在小说中，后羿不再是射日除害的威风英雄，而是一位打猎只为让妻子嫦娥不再每天吃乌鸦炸酱面的平凡丈夫。他打光了所有的猎物，却只能射些麻雀、母鸡充饥，曾经的射日弓沦为无用的摆设。因此，妻子嫦娥不满清贫生活，偷服仙药奔月，留下后羿独自面对孤独与失落。

鲁迅通过重述，将神话拉回现实土壤，借后羿的英雄末路隐喻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批判社会的功利与冷漠。文中对后羿射月的描写尤为深刻，“他一手拈弓，一手捏着三支箭，都搭上去，拉了一个满弓，正对着月亮。身子是岩石一般挺立着，眼光直射，闪闪如岩下电，须发开张飘动，像黑色火，这一瞬息，使人仿佛想到他当年射日的雄姿。”这哪里是神话，分明是现实的隐喻。鲁迅笔下的后羿，有英雄的落寞，有婚姻的困境，有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引发了读者对英雄价值的思考。

当代作家叶兆言的长篇小说《后羿》进一步拓展了神话的叙事维度。小说以葫芦生子的民间传说开篇，赋予后羿神性的出生背景——一个从葫芦中生出，生长速度超常，有着超群射箭技艺的“葫芦娃”，但随着情节推进，他与嫦娥的爱情从坚贞纯洁逐渐走向欲望放纵，射日的功绩使他被推举为有穷国君王，却因权力腐蚀而暴躁淫荡，最终断送自己的性命。叶兆言通过后羿的堕落史，探讨了人性与权力、欲望的复杂关系。也正是后羿的这些不完美，让神话有了现代共鸣：谁不曾有过英雄梦，谁不曾在现实中碰壁，谁不曾在欲望中挣扎？神性易逝，人性难守。这一次，神话成了反思现代社会问题的载体。

长治市屯留区老爷山上的六害现代雕塑——九婴。

此外，网络文学领域也涌现出大量后羿神话重述作品，这些作品脱离传统神话的历史语境，将后羿置于洪荒宇宙、修仙体系等玄幻设定中，赋予其重生逆袭、逍遥修仙的现代爽文特质。比如，《重生之我是后羿》讲述后羿重生回到十日并出之前，凭借先知先觉的优势，提前修炼功法，不仅成功射日，还挫败了寒浞的阴谋，守护了嫦娥与有穷国。这类作品虽然弱化了传统神话的文化内涵，却以强情节、高爽点吸引了大量年轻读者，扩大了后羿神话的受众范围，体现了民间创作对神话的灵活改造。

更为多数人所知的后羿重述，要数电视剧《春光灿烂猪八戒》的戏说，这可能是许多观众的童年回忆。剧中，后羿转世为民间空有一身蛮力的卖烧饼的二牛，因失去记忆而碌碌无为，最终在嫦娥的帮助下唤醒射日神力，射下九日。这种转世重生的设定，既保留了射日的核心情节，又加入了喜剧和爱情元素，使神话变得轻松诙谐。在大众文化领域，后羿射日的符号也被广泛应用。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后羿射日的传说作为背景出现，游戏《王者荣耀》中的英雄后羿，也是以善射为核心技能，吸引了大量年轻玩家。

2009年，后羿射日神话被列入山西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射日惊天，已不只是静止的文字记载，而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流动。从《山海经》的神性叙事，到上党三嵕山的民间传说；从先秦典籍记载的英雄壮举，到晋东南香火缭绕的水神信仰；从口耳相传的故事演绎，到文学影视领域的多元重述，后羿射日神话始终在历史长河中不断重塑自身，成为连接古今、贯通雅俗的文化纽带。

神话学家程憬在《中国古代神话研究》中说，羿在古代的神话传说中，是一位最具备英雄性质的人物。今天，当我们再次回望这则古老的神话，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射日的英雄，更是一个民族在三千年间的精神成长。后羿的箭不仅射落了九日，更射穿了时光的迷雾，让我们得以窥见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

英雄之箭已经射出，它穿越了远古的干旱与战争，穿越了古代社会的伦理与信仰，穿越了现代社会的变革与转型，依然在历史的天空中闪耀着光芒，照亮着华夏民族的精神世界。这支箭，是先民与天奋斗的抗争精神，是民众因地制宜的生存智慧，是文化生生不息的传承力量。

摄影：山西晚报·山河+记者　马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