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土高原的褶皱深处，一条古老河流——汾河，静静流淌了千万年。它的两岸，曾是人类祖先驻足、繁衍的摇篮。如今，一支由考古人组成的队伍，正以脚步丈量这片土地，试图揭开远古的秘密。
　　

晋南汾河流域旧石器时代遗址专项调查，不仅是文物普查的重要一环，更是一次对华夏文明根脉的深度叩问。

遇到难走的路，大家只能想办法越沟穿行。

全面摸排山西旧石器时代遗址家底

“这次调查的核心任务，是进一步掌握山西，尤其是晋南汾河流域旧石器时代遗址资源的分布与保护现状，进一步挖掘旧石器遗址研究潜力。”旧石器时代遗址专项调查负责人、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高振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接到任务后，该院抽调专业力量，配合地市“四普”工作队，把新发现的旧石器地点信息完善，确保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自2025年4月底以来，我省旧石器时代遗址专项调查队伍，联合山西大学等单位，对汾河流域、中条山南麓等地区进行了调查。调查区域聚焦两大板块：一是以西侯度——匼河遗址群为中心，对其周边遗址进行辐射式调查；二是覆盖临汾盆地汾河一级支流两岸，包括临汾市、运城市等汾河干流及支流沿岸区域。
　　

西侯度——匼河遗址群，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重要代表，其中西侯度遗址距今约243万年，被誉为“人类用火最早的证据之一”。然而，长期以来，由于遗址点分散、记录不全，许多遗存仍处于“打捆登记”状态，文化内涵与分布范围模糊不清。本次调查将重点核查旧石器时代遗址及石器出土点的保存现状、分布范围、地层关系及文化内涵，同时对汾河流域古人类活动遗迹——如河流阶地、台地等典型地貌中的遗存进行系统摸排。
　　

“我们不仅要复查已知遗址，还要结合古人类生存活动规律，补充新发现。”该专项调查队工作人员袁文明补充。调查团队将遗址与生态环境关系纳入分析框架，试图解析遗址分布与古水文、气候变迁的关联性，从而还原远古人类适应自然、生存繁衍的图景。这一举措，标志着山西旧石器考古从单一遗址研究转向区域系统性探索。
　　

2025年7月，调查队在襄汾丁村遗址东侧黄土台塬，核查完成了2015年至2017年新发现的32处旧石器点，并完成信息采集。这些发现，表明丁村遗址群东侧塔儿山向汾河谷地过渡的黄土塬区，是丁村远古人类的重要活动区。特别是在与大崮堆山南坡角页岩基岩出露相通的沟谷中，发现大量石制品和原地埋藏的人类遗址，显示了丁村人对角页岩原料的亲近性和依赖性。

调查现场，队员们进行野外作业。

田野中的考古攻坚战

如何在这片广袤土地上高效、精准地完成调查？
　　

袁文明介绍，专项调查的方法和路径融合了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资料整合是第一步。团队收集了海量文献资料、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数据、遥感影像及地质资料，筛选出调查区域内已记录的遗址，形成预调查清单。“三普数据为我们提供了基础，但十年过去了，许多遗址状况已发生变化，必须实地核实。”袁文明解释。
　　

随后，实地踏勘全面展开。调查队配备考古技师、测绘人员及熟悉地形的地方向导，采用RTK技术进行厘米级定位，利用摄影测量技术记录遗址地貌，并通过地层剖面采样获取沉积物样本，以分析年代与环境信息。
　　

在工具包里，除了高科技设备，还有饼子、泡面和热水——这是队员们的日常补给。
　　

“平均每天要走两万步以上，清晨出发前往考古工地，夜里才回到租住的农家。”袁文明描述道。队员们的足迹遍布汾河两岸的沟壑与台地，不分秋冬寒暑，没有节假日。在重点攻关阶段，团队对西侯度、匼河等遗址周边以及汾河一级支流——涝河、巨河、曲亭河、洪安涧河进行了精细化踏查。“实实在在解决‘打捆登记’问题，确保每处遗址独立建档，厘清文化序列。”高振华强调。
　　

专家指导贯穿全程。由资深考古学者组成的顾问组，不畏艰辛，参与关键遗址的现场研判与技术指导，践行“以老带新”，让传承在真实的考古工作中自然发生，确保调查科学规范。这种“科技+田野”“以老带新”的模式，不仅提高了效率，更让考古工作从“挖宝”转向多维信息采集，为后续保护与研究奠定坚实基础。

采集石制品。

揭示文明根脉与生态智慧

山西作为旧石器遗址富集区，本次调查为构建更完整的汾河、黄河流域古人类活动图谱，探讨中国北方旧石器文化演进提供重要材料。这场艰苦卓绝的调查，意义远超数据积累。学术价值上，它显著提升了对山西旧石器时代遗址的数量、分布范围的认知，为未来考古研究和文物系统性保护奠定基础。
　　

“通过调查，我们能更清晰地回答人类何时、如何在此生存，以及环境如何塑造文化。”高振华指出。遗址与生态环境关系的分析，将揭示古人类适应冰期-间冰期气候波动的策略，为全球人类迁徙研究贡献案例。例如，西侯度遗址的火种遗迹，可能关联着古水文变迁下的人类生存智慧；丁村遗址周边的调查则为远古丁村人的活动范围、生活轨迹及其行为链条，提供了极为重要线索和宝贵资料。
　　

文化价值方面，调查是保护的前提。摸清家底后，可针对性地制定保护措施，防止遗址在城镇化、农田开发中遭破坏。袁文明感叹：“每一处遗址都是不可再生的文明密码。我们的脚步，是在与时间赛跑。”此外，调查成果将丰富“考古山西”品牌，为公众教育、文旅融合注入深厚历史内涵。
　　

社会价值同样深远。考古队员的奉献精神——每日两万步的坚持、风餐露宿的艰辛，彰显了文化守护者的使命担当。他们的工作，不仅保护了遗产，更激发了公众对根源文化的认同感。在黄河与汾河的涛声中，远古石器与现代科技对话，印证着一个民族对自身历史的敬畏与追寻。更为重要的是，调查人员得到了锻炼，市县普查队员旧石器专业方面的知识进一步提升。“老—中—青”协同的调查队伍，让青年队员获得加速成长，老专家实现价值延续，他们不仅是技术导师，也是精神导师，帮助年轻人坚定职业信念，为探寻“百万年人类史”传承火种。
　　

目前，调查新发现旧石器和化石地点的电子版资料，包括名称、地理位置、简介、四至坐标以及中心坐标、地层照片、遗物照片等，已通过各种渠道反馈给地方普查办，正在陆续纳入新发现体系。
　　

这场晋南汾河、黄河流域旧石器专题调查，不仅是山西“四普”工作的亮点，更是一次文明寻根的壮举。在黄土与流水的交响中，考古人用脚步诠释着：保护过去，是为了照亮未来。

在丁村遗址发现动物化石。

典型新发现遗存
　　

截至11月初，新发现旧石器地点和化石地点90余处，梳理了近年调查新发现旧石器地点和化石地点190余处，共计280余处。其中，中条山南麓地区新发现的90余处旧石器地点，均具有明确的地层，时代以旧石器时代早、中期为主，晚期仅有少量发现。有5处地点采集石制品较多，文化时代较为明确，具备深入考古工作的潜力。
　　

吕梁山中段狮子河流域为重点的史前考古调查，发现了160余处旧石器地点，为研究史前人类在汾河上游一带的活动范围，石器打制技术提供了更多的实物资料。
　　

襄汾县内发现的30余处旧石器和化石地点，为进一步探究丁村人的生存模式提供了资料。

（山西考古研究院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