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日前依法依规对日本加强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措施以来，日方不仅没有正视问题根源，反而污蔑中方搞“经济胁迫”，首相高市早苗还无理要求中方撤回出口管制措施。对此，中国商务部15日严正表示“坚决反对，不予接受”。

了解中方此举的正当性与必要性，先看清两个问题。

一是何谓“两用物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指的是既有民事用途，又有军事用途或者有助于提升军事潜力，特别是可以用于设计、开发、生产或者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货物、技术和服务，包括相关的技术资料等数据。

二是为什么要对日本加强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措施？众所周知，高市政府上台以来，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对中方发出武力威胁。此外，还积极推进修订“安保三文件”，其侧近人士公开发表拥核言论。这一系列危险动向暴露出高市以及日本右翼势力突破和平宪法束缚、加速“再军事化”野心，势必损害地区和平稳定，危及世界和平与安全。

基于此，中国商务部6日发布公告，明确禁止所有两用物项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及相关最终用户用途出口。其目的正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正当合理且必要。这不仅是在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的法定责任，也是履行防扩散国际义务。中方这一举措有助于遏制日本扩张军事实力的危险势头，切断日本获取军事关键技术和材料的非法通道，体现了维护地区安全秩序、守护人类共同安全的决心与担当。

回顾战后80多年，亚太地区之所以能实现持续发展与繁荣稳定，核心在于各国对二战历史教训的深刻汲取、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共同维护以及对国际法与国际规则的遵守敬畏。然而，自高市政府上台以来，日本加速推进强军扩武，严重冲击战后秩序与地区安全。

先看防卫预算方面。2026财年，日本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实现连续14年增长。这笔巨额资金并未聚焦于日本本土安全防护，而是重点投向远程打击武器，明显违反日本战后秉持的“专守防卫”政策，为地区局势埋下不稳定种子。

再看战略发展方向。日本计划于2026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核心方向是：通过增设军力，使日本拥有所谓“反击能力”；通过大幅增加防卫费，为持续扩充军备提供经费支持；通过放宽武器出口限制，试图跻身国际军火贸易市场；通过修改“无核三原则”，为引进核武器摆脱限制。这一系列根本性政策转向背离日本和平宪法精神，严重违反《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国际法律文件对日本的约束性规定，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更是对人类和平愿望的公然漠视。

此外，日本的拥核野心更令国际社会忧虑。统计显示，日本目前拥有47吨分离钚储备，远超其民用核电的实际需求，足以制造6000枚核弹头。近来，日本首相官邸高官公然宣扬“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的谬论。日本右翼政客积极推动与他国“核共享”合作构想，进一步模糊核武器的使用边界，将地区推向核风险的边缘地带。有分析指出，中方对日实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措施后，违反规定者将被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这将有力遏制日本拥核野心。

二战教训殷鉴不远，人类不能重蹈覆辙。中国对日采取出口管制措施，本质上是通过合理合法的斗争，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然而，日方无视问题的根源在于高市及右翼势力的错误言行，反而倒打一耙指责中国，这更加令人担忧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也更加佐证了中方举措的正当性与必要性。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也应携起手来，采取实质举措约束日本的军事扩张行为。比如，国际原子能机构应强化对日本核材料储备的核查力度，确保其严格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相关义务。相关国家应重新审视与日本的军事合作，避免间接助力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束缚。唯有团结一心、形成合力，国际社会方能构建起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坚固防线，守护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