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单位：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运城市考古研究所、运城市考古队、河津市文物保护中心

项目负责人：

郑媛

主要参与人：

李金霞、李辉、贾高强、张来鹏、程贝贝

在河津市科技创新示范园一处看似寻常的台地上，吕梁山巍峨北依，黄河波涛西眺，汾水悠悠南迎。

谁能想到，在这厚重的黄土之下，竟沉睡着距今五六千年的史前聚落。随着考古工作者手铲的轻轻剥落，一座座房址、陶窑，一枚枚形态逼真的蚕蛹破土而出，为我们打开了通往仰韶时代的大门。

古垛南遗址2024-2025年发掘区航拍。

70平方米的史前“豪宅”

见证社会组织变迁

古垛遗址的发现，得益于“考古前置”政策的实施。2022年12月至2025年4月，为配合河津市科技创新示范园建设，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等单位，分两次对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考古前置”是指在政府出让土地前先行完成考古工作。这一模式既确保文保单位有充足时间进行科学发掘，也使企业拿地后能迅速建设，免除了文物问题导致的工期延误。自2021年运城市出台改革方案以来，这已成为土地供应前的必要环节。

对于深埋地下的北方黄土地带的软遗址，现代化机械施工稍有不慎便可能带来毁灭性打击。“考古前置”从源头上规避了风险，也为考古队赢得了宝贵时间，使其能够像对待主动性项目一样，在遗址上展开细致入微的发掘工作。

两次发掘累计揭露面积2180平方米，发现仰韶文化房址5座、灰坑139个、陶窑4座、火塘4处，出土了一批重要实物。古垛遗址背山面水，古河道穿流而过，这种地形意味着便捷的生活资源：靠近水源便于取水和获取渔业资源，背倚山脉利于狩猎和采集木材石料，是生产力较低条件下降低生存成本的明智选择。

一座保存完好的大型半地穴式房址（编号F3）格外引人注目。其面积超过70平方米，平面呈长方形，坐东朝西，由半地穴式穴壁、夯土墙体、门道、火塘、柱洞及多层加工形成的居住面等构成。

考古工作者发现，这座“豪宅”的建造过程颇为考究：先挖出深约1米的半地穴基坑，紧贴穴壁夯筑墙体并埋设立柱，再修筑门道和火塘，于室内关键位置立柱，然后用纯净黄土铺垫并反复踩踏形成居住面，最后架设屋顶。坚固的立柱结构增强了房屋稳定性，也为扩大室内空间创造了条件。这种建造方式与黄河中游地区同期特大型房址如出一辙，代表了当时黄河流域最复杂的建筑技术。

这样一项工程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远非单个小家户能够独立完成。有学者推测，其出现或许与聚落内部开始出现社会组织能力，甚至是原始的社会分化有关。

绿松石坠饰（左）与燧石坠饰（右）。

F3出土彩陶盆。

6枚石雕或陶制蚕蛹

折射史前先民精神世界

本次发掘最令人惊喜的发现，是6枚石雕与陶制的蚕蛹。它们造型逼真，细节生动，与现代家桑蚕蛹高度相似。其中4枚在发掘中直接发现，2枚是在过筛时筛出。当第一枚蚕蛹从筛网上被发现时，其栩栩如生的形态令在场者惊叹。

这些蚕蛹有何用途？考古人员认为，考虑到石雕蚕蛹尤其是其中一件石英石制品的加工难度极高——当时工艺条件下很难找到能雕刻如此坚硬石材的工具，这种高成本制作反映出它们在先民心中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作为玩具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

有学者指出，先民耗费心力制作这些蚕蛹，应当上升到精神信仰层面去理解。它们究竟承载着怎样的内涵？是与原始养蚕缫丝相关的崇拜，是祈求食物丰足的巫术，还是寄托着生命轮回的愿景？目前尚无定论，但这些发现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珍贵线索。晋南地区自古流传“嫘祖养蚕”的传说，这些考古发现为古老传说增添了实证色彩。

此外，遗址中还出土了制作精致的穿孔石坠饰等小型饰品，工艺娴熟，在同期遗址中较为少见。

遗址中，灰坑、房址、陶窑之间存在复杂的“打破”关系，如同记录聚落变迁的年轮。大量灰坑集中分布，多为椭圆形和圆形，有的坑壁还能看到工具加工痕迹。部分灰坑似乎与房址存在附属关系。陶窑大多仅存底部，其中一座由火塘、环形火道和窑室组成，残存窑室仅高10厘米。

这种叠压关系生动讲述了这片聚落的故事：诞生之初仅有灰坑，年代属仰韶早期东庄文化和中期西阴文化偏早阶段；西阴文化鼎盛期，人们开始营建房屋；西阴文化后期，房屋被废弃，原址出现打破房址的陶窑。

通过分析，可以勾勒出发掘区功能布局的三次转变：从最初的灰坑阶段，转变为核心居住区，最终演变为手工业生产区域。这一过程可概括为“灰坑群-核心居住区-手工业生产区”的演变。

值得一提的是，房址柱洞内竟无任何木柱腐朽痕迹。考古人员推测，古人可能在迁居时有计划地将木柱等可用材料全部拆走，屋内物品也被清理一空。这种彻底搬迁，可能是出于应对自然灾害的考虑，或是因为聚落布局理念转变而主动规划迁移。从现有迹象看，并未发现因战争导致的仓促废弃痕迹。

F3灶坑。

F3居住面出土的石雕蚕蛹。

古垛遗址弥足珍贵

填补汾河下游发现空白

古垛遗址年代，从仰韶早期延续至中期，涵盖东庄类型到西阴文化的过渡阶段。这一时期的考古资料在晋南以往相对匮乏，古垛遗址的发现，填补了汾河下游仰韶早期文化发现的空白，为研究东庄文化如何向中期西阴文化演变，提供了关键的新视角和实物资料。

出土遗物以陶器和石器为主。陶器类型丰富，多见钵、盆、罐、瓶、釜、瓮；彩陶纹饰有黑彩、红彩、白彩，常见条带纹、直线三角纹、弧边三角勾叶纹、网格纹、圆点纹等。其中一些彩陶盆上的纹饰，与周边典型遗址出土器物完全一致，印证了其在文化分期上的标尺意义。尤为难得的是，遗址中保存有西阴文化早期和中后期的连续遗存，年代衔接紧密，为建立该区域陶器演变完整序列提供了可能。

谈及发掘过程中的惊喜时刻，还得提到6枚石雕和陶制蚕蛹。近年来，晋南夏县师村、闻喜邱家庄等遗址相继发现仰韶文化蚕蛹造型遗存，加上古垛的新发现，已形成“多点开花”局面。这类蚕蛹目前集中出土于晋南，对于探讨“嫘祖养蚕”传说及中国丝绸起源等重大课题，具有重要研究价值。未来如果能通过科技检测在这些蚕蛹上发现丝蛋白残留，其与原始蚕桑信仰的关联性将得到更有力支撑。

考古队员们对其中一枚“最有缘”的蚕蛹记忆犹新。在清理大型房址F3居住面时，大家连续工作多时，几乎找遍了已揭露面积。就在找到最后一个柱洞、稍作休息后，队员们回到探方继续清理，仅蹲下几分钟，便意外在距清理面极浅的土层中发现了那枚精巧的石雕蚕蛹。它埋藏位置距离居住面仅半厘米，出土位置十分明确。

数千年前，它是否曾安放在这座房屋的某个角落？是主人迁居时不经意遗落，还是特意留下的？房址堆积可分为多层，大部分陶器发现于上层，属房屋废弃后逐渐堆积形成；而最底层填土纯净，地面几乎空无一物。正是在近乎徒劳地寻找居住面、内心期盼有所发现之时，这份跨越数千年的“馈赠”不期而至。

据了解，河津市已规划在遗址所在地建设“古垛南遗址公园”。发掘区周围，一座座为当地产业转型升级而建设的现代化工厂正在崛起。在这片土地上，人文景观将与工业文明并存，实现一场跨越五千年的“古今对话”：一侧是仰韶先民曾经生活劳作的史前聚落，另一侧是一步之遥的现代化高科技园区。同一片土地上的古今映照，正是考古学的独特魅力所在——让我们真切感知到，脚下的这片土地，承载着怎样厚重而又鲜活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