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单位：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绛县文物保护中心

项目负责人：

段双龙

主要参与人：

曹大志、田伟、张登毅、陈小三、钟龙刚、徐久森

运城绛县古绛镇东吴村，北倚绛山，东临自然冲沟，南望涑水河与中条山，地处运城盆地通往临汾盆地、东出中原的交通要冲，西南距著名的西吴壁夏商遗址、周家庄新石器时代遗址仅4公里。独特的地理区位，让这片土地成为古代中原与北方文化交汇的关键节点。

2025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等数家单位联合发掘，92座商代中期墓葬次第显露，以商代遗存为主的聚落遗址重见天日，填补了晋南商代中期考古的关键空白。

M2040正视图。

三年深耕

黄土坡下勾勒商邑全貌

绛县东吴遗址的发掘，并非一场偶然的发现，而是考古工作者三年深耕的结果。

项目负责人、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段双龙说，早在2019年，这里就曾清理出一座商代被盗墓葬，铜壶、铜觚、铜戈等器物的出土，让大家意识到，这片台塬下藏着丰富的商代遗存。

2023年，山西将“绛县东吴遗址考古调查与勘探”纳入专项课题，以聚落考古理念为核心，反复研讨调查、勘探方案，为后续的发掘工作筑牢了基础。2024年，考古团队正式对这片区域展开大范围调查与针对性勘探，一点点摸清了遗址的轮廓。

这是一处总面积9万余平方米的聚落遗址，西部是1.3万平方米的墓葬区，东部为8万余平方米的居址区，商时期的遗存尤为丰富，还叠压着仰韶、庙底沟二期、春秋等时期的文化痕迹，宛如一部埋在地下的晋南文明“史书”。

2025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绛县东吴遗址考古发掘纳入“夏商文明研究工程”，正式的发掘工作在商代墓葬区中部及西北部展开。这些墓葬都是圆角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向以北向为主，大多设有熟土二层台与腰坑，葬具以“井”字形单棺为主，墓主多为仰身直肢或俯身直肢的葬式。部分墓葬里，朱砂铺垫、殉牲祭牲等典型商代葬俗清晰可见，透着完整的礼制特征。

通过这些墓葬与出土器物，考古团队明确了遗址的时代集中于殷墟一期前后，或可延续至殷墟二期，同时也发现了关乎墓地族属的重要初步线索。“每一次开探方，每一件文物出土，都是在为晋南商文化研究补全关键的一环。”段双龙说，三年时间，从纸上规划到地下发掘，这座商代聚落的面貌，在黄土中慢慢清晰起来。

陶豆。

一豆一戈

隐藏商代文化交融密码

在东吴遗址的众多出土文物中，两件器物的现世，让现场的考古队员倍感振奋。它们一个来自居址区的生活灰坑，一个出自M27号商代中期墓葬，一豆一戈，默默诉说着商代中期中原与黄土高原的文化交融。

商式陶豆，是考古队员清理东部居址区一处生活灰坑时发现的。这是一件完整的商式陶豆：浅盘、斜沿、高足，盘下有凸棱，圈足饰弦纹，其形制、纹饰甚至烧制工艺，都与河南省安阳市洹北商城出土的商代中期陶器风格一致。洹北商城是商代中期的重要都邑，也是中原商文化的核心代表，这件陶豆的发现，无疑印证了中原商文化在商代中期仍深耕晋南地区，是当地文化的核心内核，也说明东吴遗址是中原商王朝在晋南的重要文化据点。

而在M26号墓葬中，墓主身侧出土的一件銎内铜戈，更是文化交融的鲜活见证。这件铜戈长约25厘米，援部微曲，具有鲜明的北方系青铜器特征。

段双龙表示，这两件器物，一豆窥探中原商文化特征，一戈又看到北方文化的交融，“反映出东吴遗址珍贵的价值”。

铜戈。

居葬分离

窥见商代的聚落生活图景

除了一豆一戈，东吴遗址的众多发现，得以窥见三千年前晋南商代聚落的生活图景。

遗址西部的墓葬区与东部的居址区，形成了鲜明的“居葬分离”格局，这也是晋南地区商代聚落形态研究的一次重要突破。考古团队以此为基础，初步构建起相对完整的聚落结构框架，让商代中期晋南先民的生活与丧葬布局变得更为具象。

该遗址还出土了陶豆、陶盆、漆器、骨器等大量日常遗存，部分陶器的口沿、铜戈的内部均刻有族徽与刻符，这些印记虽还需要进一步考证，却为解锁当时的族群身份信息，探讨商代的族群分布与文化认同，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段双龙介绍，从整体文化面貌来看，东吴遗址透露着鲜明的多元融合特征，既以典型的商文化为核心，又融入了黄土丘陵、山西本土地域的物质文化元素。器物形制与制作工艺相交融，清晰印证着商代中期中原与黄土高原之间频繁的文化互动，也让这处晋南要冲的文化枢纽地位，更加凸显。

而遗址中仰韶、庙底沟二期等史前时期遗存的发现，更让东吴遗址的价值再上一个台阶。从史前到商代再到春秋，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层层叠压，勾勒出晋南地区数千年的文明发展脉络，使这里成为研究黄河中游地区文明延续与交流的重要样本。

考古现场航拍。

填补空白

重塑黄河中游商代文明格局

东吴遗址的考古发掘，是一场多单位、多学科跨界协作的实践，既有省、市、县三级文物保护机构的本土实践经验，也有北京大学、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山西大学等的学术研究优势，师生们深入考古一线，参与探方发掘、文物整理、资料记录，把课堂搬到了考古工地，实现了科研与育人的深度融合。

“多学科融合协作，是东吴遗址考古研究的核心特色。”段双龙介绍，田野考古、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古文字研究、环境考古研究等多个学科团队同步介入，围绕着出土的器物、动植物标本、人骨遗存展开专项研究，对这座商代遗址的解读，不再局限于器物与遗迹本身，更延伸到了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族群等多个维度。

植物考古团队通过浮选标本，探寻先民生业模式，还原他们的农耕与采集生活；动物考古团队分析骨骼遗存，解读先民的饲养与资源利用；古文字团队则对着陶器与铜器上的族徽、刻符反复考证，试图解锁族群的密码；环境考古团队研究遗址的自然环境，还原先民与自然的相处关系……各学科的成果相互印证、彼此补充，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研究体系，让三千年前晋南先民的生活图景，在研究中变得更加清晰。

在晋南这片华夏文明的核心沃土，商代的考古研究一直是区域文化谱系构建的重要一环，但长期以来，商代中期的考古资料相对匮乏。晋南地区如何融入中原商文化体系、中原与北方文化如何互动，始终缺乏确凿的实物证据，这也成为黄河中游商文化研究的一处关键空白。

“东吴遗址的发掘，不仅是晋南商代聚落形态研究的突破，更对探讨中原商王朝与黄土高原的文化互动，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段双龙表示，作为中原与北方黄土高原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东吴遗址的多元文化面貌，为研究商王朝的边疆经略、区域文化整合、族群迁徙交流，提供了全新的实物证据。而遗址以聚落考古理念为指导的发掘与研究，也为晋南地区商代聚落考古树立了新范例，其完整的聚落结构，为探讨当时的社会结构、聚落规划理念，提供了重要线索。

段双龙介绍，整个遗址的文化面貌及性质还未完全解读，墓地的族属仍待考证，中原商文化深入晋南的具体路径仍需探寻……这片黄土之下，还有更多的文明密码，等待着考古工作者去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