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3月3日第16版截图

山西博物院特展厅内，灯光静谧柔和。一件来自辽代的文物静静陈列，无声却意蕴悠长，向世人留下了一道谜题。

这是一件白瓷皮囊壶，做工精湛，釉面莹润如玉，器形轮廓与游牧民族使用的皮质水囊别无二致。

所有关乎功用与装饰的细节，都被细腻地雕琢于黏土之上——仿若缝合痕迹的凸起棱线，可供穿绳提携的器耳，甚至还有那用于盛装液体的皮囊所具有的柔韧圆润的弧度。

然而，在这惟妙惟肖的模仿之下，却是颠覆视觉的材质真相：触之，它是不折不扣的陶瓷——清凉、坚硬，是经中原窑火烧制而成的恒久器物。

这件展品堪称瓷器界的“矛盾之作”。它究竟是被时光定格的契丹游牧民族的皮囊壶，还是中原匠人匠心独运的致敬之作？这种令人着迷的错位感，正是此次在山西太原举办的 “北白——白瓷与民族融合”特展的精髓所在。

本次展览汇聚全国14家文博机构的200余件文物，展期将持续至5月5日。通过这些静默的器物，展览不仅勾勒出白瓷风格的演变脉络，更试图探寻中国历史发展的核心动力——这一工艺要求极高的艺术形式，究竟是如何成为民族与文化不断交融当中最有力的媒介之一呢？

1月15日，在山西博物院，观众欣赏“北白——白瓷与民族融合”特展。朱兴鑫摄

“白瓷的诞生，本身就是民族融合与工艺革新的结果。”展览策展人赵凡奇说。

要理解白瓷作为文化融合载体所发挥的作用，首先要认识其自身融合的起源。白瓷的出现并非北方地区孤立实现的突破，而是历史长河中社会大动荡、人口大迁徙背景下的产物。

赵凡奇说：“白瓷正是在民族大融合的宏大背景下孕育而生。”

“它融合了南方的制瓷技艺、北方的黏土资源与社会审美，同时也吸收了外来文化元素。” 他补充道。

在此之前，北方早期以青瓷为代表的制瓷工艺，基本沿袭南方模式。

“北方早期烧制青瓷，很大程度上是对南方传统的延续。”赵凡奇说。

而烧制出白瓷则需要彻底的技术革新：要持续不断地提纯本地胎土与釉料，通过在河北、河南等北方窑场中反复试验、调整，将铁含量精准控制在1%以下。

这一技术突破的成果，在一件看似朴素却极具震撼力的展品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隋代透影白瓷残片。

瓷胎薄如蝉翼、呈半透明状，釉色莹润乳白，宛若天成。

“白瓷的出现，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山西博物院副院长赵志明说。

“它极大丰富了中国瓷器品类，终结了青瓷一枝独秀的局面，开创了‘南青北白’的瓷业新格局。”

本次展览的真正魅力，在于它超越了简单的时间叙事，揭示了在不同政治与文化背景下融合的多元路径。

一件唐代白瓷印花扁壶，生动体现了盛唐自信而兼收并蓄的文化气度。当时白瓷已跻身珍品之列，成为欧亚大陆精英阶层之间心照不宣的社交密码。

这件白瓷扁平的外形和圆润的轮廓，明显借鉴了游牧民族骑马时携带的皮囊水壶。赵凡奇表示，这件器物很可能是专为中原地区的高层贵族定制的。

他补充说，它吸收了游牧民族的器皿造型，又融入外来文化的装饰元素，如器腹上的忍冬纹。

到了宋、辽、西夏并立时期，政治边界日益分明，文化交流却愈发密切纷繁。

这些相互对峙的王朝，却不约而同地对白色推崇备至。赵凡奇说：“当时各个王朝都崇尚白色……在审美上予以认同，便因此不断开发相关资源。”

在这种共通的审美语境之下，不同民族展开了各具特色的文化转译。

开篇提到的辽代白瓷皮囊壶便是典范之作。契丹游牧民族的贵族阶层特意选用了他们游牧生活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皿样式，用当时最顶级的材料高温白瓷重塑而成。

赵凡奇解读：“这件皮囊壶的造型与契丹传统皮制容器十分相似，后来逐渐演变为契丹人常用的鸡冠壶。”

“这反映出契丹人是如何吸收中原文化并将其发扬光大的。”

与此同时，西夏则在更基础的工业技术层面也致力于推动融合。

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北部苏峪口瓷窑址出土的西夏白瓷盘口瓶，釉色匀净温润。对这一窑址的考古发掘，揭示了一项令人震惊的技术转移。

赵凡奇介绍：“窑址出土的部分匣钵以瓷釉密封，此等工艺仅见于浙江上林湖这一位于南方的青瓷核心产区。”

“这说明南方的制瓷技术传到了苏峪口，甚至南方的工匠也直接来当地参与烧制。”

元代开创了规模空前的统一时期，以磅礴之势，将不同民族、商品与思想熔于一炉。这催生了融合之路的最终成熟阶段，此时，不同元素的整合已成体系。

在元代匠户制度下，位于山西省的霍州窑凭借其精细的“支钉烧”工艺达到了技术的巅峰，其生产的瓷器洁白无瑕、质地均匀。

这份技艺上的登峰造极，恰好迎合了大一统时代的全新市场。霍州窑以同等优质的胎土与釉料，同时烧制出两种风格迥异的器物：一为元代玉壶春瓶，其造型修长雅致、文气沛然，深受汉族文人雅士喜爱；一为鋬耳杯，形制朴拙、便于持握，源自游牧民族的实用需求。

鋬耳杯正是器形融合的典型器物。

赵凡奇说：“它的杯身采用了多个民族的传统样式，却在口沿处增设了半月形执手。”

“这款器物本质上是传统的中原风格，只是加装了游牧民族特有的环形把手，由此衍生出全新的面貌。这体现出霍州窑对草原文化的吸收。”

漫步展厅，观众可从一件件文物中，逐渐窥见一幅宏大的历史图景。

赵凡奇感慨：“白瓷与其他瓷种最大的区别，恰恰在于它与民族融合之间存在紧密联系。”

本次展览旨在呈现一条宏大而连贯的文明脉络，而非零散的吉光片羽。

他解释道：“如果我们将每一件蕴含融合元素的瓷器，都视作一场‘融合事件’留下的物质‘化石’，那么这场展览便是将这些事件一一串联而起。”

他补充说，隋唐白瓷为辽、西夏、金诸王朝提供了范式，而这些王朝的创新，又为元代大范围的文化融合奠定了重要基础。

专家们一致认为，白瓷既是技术交流的结晶、审美对话的载体、身份认同的媒介，更是政治智慧的体现。

它昭示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宏伟建设并非抽象概念，而是一场文明的壮举——正如瓷器本身那样，历经悠悠岁月，在无数具体、坚实而璀璨的“融合事件”中层层叠加，最终逐渐积淀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