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的山西大同，武周山南麓的云冈石窟景区内，英语、法语、日语交织的语言此起彼伏。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驻足在第20窟露天大佛前，仰望着这尊高约13.7米的北魏佛像，在社交媒体发布与千年佛像的合影。

来自美国的自媒体博主Lisa用6期视频讲述云冈石窟的文化内涵，从手印到二佛并坐，她把云冈石窟蕴藏的文化密码一一解读，在社交平台获得关注。

云冈石窟第20窟露天大佛。胡健摄

得益于中国对50多个国家旅客实施的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这座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石窟，正成为外国游客来华的“打卡地”。

2025年，云冈石窟接待游客量达528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其中，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万多名外籍游客到此参观。景区内，外文讲解、英文标牌、境外银行卡受理设备等服务设施一应俱全，不少工作人员已能熟练为全球游客提供咨询服务。

时光倒流1500年——公元5世纪中叶，大同武周山同样回荡着各种语言的交流声。只不过，那是来自西域、中亚和凉州的工匠们，正在砂岩崖壁上挥锤凿石。

太延五年(439年)，北魏太武帝平定北凉，俘掠凉州僧徒三千人、宗族吏民三万户迁至平城(今大同)，“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这批来自凉州的工匠——既有汉族，也有西域各民族，成为开凿云冈石窟的核心力量。

和平初年(460年)，高僧昙曜奉文成帝之命，“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这便是著名的“昙曜五窟”(第16至20窟)。此后，这项由皇室主导的国家工程延续了近半个世纪，东西绵延约1公里，凿出254个大小洞窟、5.9万余尊造像。

徙自凉州的高僧师贤、昙曜等人，融合犍陀罗艺术、秣菟罗艺术与汉地传统，开启了云冈的雕凿。

云冈石窟第三窟。胡健摄

“云冈石窟是中外文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佛教艺术与石刻艺术相融合的一座文化艺术宝库。”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君这样定义云冈石窟的意义。

2001年，当云冈石窟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时，它被评价为“中国佛教艺术发展史的第一个巅峰”，其在“受到南亚和中亚佛教石窟艺术影响”的同时，又带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和当地精神”。

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教授彭栓红接受中新社专访时，以大量细节印证了这一交融。

云冈石窟第12窟，也叫“音乐窟”。胡健　摄

造像题记中藏着各民族交融的密码。第18窟窟门西壁的《大茹茹可敦造像记》，“茹茹”即柔然，“可敦”意为皇后，是北魏与周边各民族交流的见证。第13窟南壁西侧的辽代铭刻中，同时出现汉姓“张”和契丹国姓“耶律”，印证了辽代民族融合的史实。

窟龛形状上，早期昙曜五窟的平面椭圆形、穹窿顶，渗透着鲜卑民族早期游牧生活的印记；中期以后，仿汉族庑殿顶、屋形龛大量出现，甚至出现屋陇顶下设穹庐顶的复式结构——典型的游牧文化与农耕定居文化的融合。

外来元素比比皆是：第9、10窟出现仿罗马柱、古希腊式爱奥尼亚柱；第8窟露齿菩萨戴波斯萨珊王朝风格的日月宝冠。而第12窟的波斯狮形柱头、第8窟摩醯首罗天手中的葡萄——可能是中国佛教石窟中表现葡萄的最早图像。

“云冈石窟人物造像不排除有外国工匠参与雕凿。”彭栓红说。1500年前，这里本就是一个“国际化工坊”。

从北魏时期的工匠汇聚，到如今全球游客纷至沓来，云冈石窟始终是文明交流互鉴的见证者。正如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所言，云冈研究院正通过数字化保护、3D打印复制石窟、多语种线上互动项目，“向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讲解石窟雕刻艺术的起源”。而李君则认为，云冈石窟研究的落脚点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