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砚里砚外苏东坡》

张新建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弦歌
　　

本书以苏东坡诗文和古代资料为依据，以“砚里”“砚外”为线索，走进苏东坡的思想文化世界，呈现真实可感的苏东坡，在苏东坡人际交往中追溯北宋中后期政治、思想、文化生态和社会状况。
　　

北宋元丰七年（1084年）四月，苏东坡获准从贬谪地黄州“量移”汝州，六月底船抵金陵。辞相赋闲金陵的王安石听说苏东坡打算来半山园拜谒，于是“野服乘驴”到码头看望苏东坡。苏东坡见大丞相来访，连忙下船“不冠而揖”，两人相见甚欢。王安石邀请苏东坡游蒋山，在方丈饮茶时，王安石指着案上大砚说：“可集古人诗联句赋此砚。”与王安石相比，苏东坡是小字辈，所以应声说：“还是我先说一句：‘巧匠凿山骨。’”王安石沉思良久，无以续之，于是说：“赋诗不急，还是趁此好天色，游览蒋山吧。”在金陵，王、苏一起谈诗论文，“剧谈累日不厌，至约卜邻以老”，相互赏为知音。八月十四日前后，苏东坡离开金陵前，特意到半山园向老丞相辞别。王安石望着苏东坡渐远的背影，对身边人慨叹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不能不叹服伟人目光如炬！几百年、近千年过去，苏东坡远去的背影之后，是无数追随的“苏迷”、膜拜的“苏粉”。苏东坡在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家园从未远去，却看不到这样伟岸的后来者，也看不到同样伟岸的慨叹者。
　　

唐宋八大家中，国力鼎盛的大唐只有两大家：韩愈（768-824年）、柳宗元（773-819年），文化鼎盛的北宋却有六大家：欧阳修（1007-1072年）、苏洵（1009-1066年）、曾巩（1019-1083年）、王安石（1021-1086年）、苏东坡（1036-1101年）、苏辙（1039-1112年）。唐宋八大家是唐宋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领袖。欧阳修、苏东坡、苏辙、苏洵是北宋古文运动的核心，王安石、曾巩是临川文学的代表。唐宋古文革新浪潮以散文为主体，推动唐宋诗文面貌焕然一新。
　　

北宋中后期，宋六大家横空出世，令人有些猝不及防。欧阳修、苏洵、曾巩、王安石、苏东坡、苏辙，同时期人，有扯不断的渊源和纠葛。曾巩、苏东坡、苏辙同为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欧阳修知贡举。“三苏”是父子、兄弟。欧阳修是苏洵的伯乐，苏东坡、苏辙是欧阳修的门生。最容易为人忽视的曾巩，最早与王安石结为密友，最先拜在欧阳修门下，率先推荐王安石。应苏氏兄弟之请，曾巩为苏洵撰《哀词》，为苏氏兄弟祖父苏序撰《赠职方员外郎苏君墓志铭》。苏洵职位最低，去世最早，但是苏洵《辨奸论》批判锋芒直指王安石，入木三分，直接影响苏氏兄弟的政治倾向。
　　

宋六大家不属于政治的同一营垒，也不能纳入文学的同一流派，但是，他们在北宋政治、文化进程中同向同行。王安石是熙宁变法的领导者，苏氏兄弟并非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只不过王安石是大刀阔斧的激进派，苏氏兄弟是渐进改革的稳健派，目标都是北宋王朝的富国强兵。
　　

他们都是理论家，虽然治学有所侧重，理论各有建树，但是他们始终坚持儒家经学根脉，打破注经、训诂的思想束缚，在解放思想的旗帜下，大力推动北宋理学的创新发展。
　　

文学是他们深耕的沃土。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领袖、文坛盟主，其作文平易畅达，赋诗雄健清丽，开北宋一代文风。欧阳修还是经学家、史学家、金石学家，对北宋社会思想文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他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创作二百多首词，为宋词走进大雅之堂奠定基石。苏东坡称欧阳修“事业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师”。欧阳修的三门生曾巩、苏东坡、苏辙和王安石，沿着欧阳修开辟的道路，搭建了北宋诗文最壮美的舞台。苏东坡才华横溢，是欧阳修之后的文坛盟主。苏辙文胜于诗，以冷静说理见长。王安石潜心经学，以雄健峭拔的议论、说理自成一家，世称王诗“王荆公体”。曾巩厚道、内敛，诗情不如苏东坡激越，立论不如王安石尖锐，《宋史》很有见地，认为“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更为可贵的是，他们都可以称为思想家、理论家，王安石是独树一帜的经学家，曾巩是造诣深厚的史学家、金石学家、藏书家。
　　

最近一些年，宋学研究迅速升温，学者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研究宋代思想文化现象，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这样的研究是有意义的，这样评价也不无道理。但是，总感觉类似研究还是在城外攻坚，如何突入城中、占领要塞，明确城市中心地标很必要。
　　

几十年的人生经历，已经形成遇事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寻找答案的思维定式，宋代思想文化既然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不妨翻检欧洲文艺复兴资料，发现经典作家恩格斯评价文艺复兴非常精辟：“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时代。”这段话至少用来评价发生在北宋中后期六大家的诗文革新运动，或者称为“文艺复兴运动”，竟毫无违和感，而且指明了穿过曲径，走向坦途的正确方向。
　　

第一，文艺复兴以人为中心，以产生思想文化巨人为标志；第二，文艺复兴产生巨人，巨人创造文艺复兴，两者相互为用；第三，巨人多方面的思想文化成果超越时代，泽被后人。简而言之，文艺复兴的标志是巨人、巨著。北宋中后期六大家堪称思想文化巨人、巨匠，他们的诗文创作、学术成果，既是巨著，又是经典。
　　

从欧阳修天圣八年（1030年）中进士走向仕途开始，到政和二年（1112年）自号“颍滨遗老”的苏辙在颍昌（治长社，今河南许昌）郊外悄然离世，北宋六大家的时代最后落幕。苏辙去世十五年，曾经花团锦簇的北宋王朝轰然倒塌。北宋中后期八十年间，六大家的风采井喷式集中绽放，然后是走向巅峰之后的惯性滑落。中华文坛再少有与他们比肩的思想文化巨人和与他们媲美的思想文化巅峰。
　　

与欧洲文艺复兴“三杰”达·芬奇（14521519年）、米开朗基罗（1475-1564年）、拉斐尔（1483-1520年）相比，宋六大家早四百多年，思想文化成就没多少可比性，至少可以平分秋色；而欧洲文艺复兴“三杰”无法比拟的是宋六大家都是处于思想文化领导地位的高官重臣。北宋思想文化走向鼎盛，宋初苏易简，中期范仲淹以及中后期的宋六大家和司马光功不可没。王安石、司马光是宰相，苏易简、范仲淹、欧阳修以及苏辙是参知政事或者副宰相级重臣。苏东坡是尚书，从二品；曾巩是中书舍人，正四品。苏洵行政级别最低，从九品，却被命修礼书，参与朝廷史书编修，影响力远非一般文人可比。他们以巨匠创作繁荣北宋思想文化园地，调动政府资源，引领北宋思想文化建设走向。这是研究北宋思想文化繁荣不可忽视的重要侧面。
　　

为什么宋六大家八十年间集中绽放，后来沉寂近千年？对这种思想文化现象研究成果很少，更少有学者把宋六大家集中研究。寻找宋六大家的共同点确有难度，但是他们都钟情笔墨纸砚，特别爱砚，连最沉静的曾巩都有多首与砚有关的诗歌，如《谢章伯益惠砚》：“作诗知砚功小大”；《遣兴》：“青灯斗鼠窥寒砚”；等等。所以，明代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说：“文人之有砚，犹美人之有镜也。一生中最相亲傍。故镜须秦汉，砚必宋唐。”一方砚能把宋六大家联系起来，而且他们伴随宋砚走向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