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一代中》
　　

韩戍著广东人民出版社
　　

本书是知名青年历史学者韩戍近年来发表的历史类文章的首次结集。书中各篇以人物为中心，有吴迈、张少杰、蒋维乔、朱经农等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一席之地的政治人物、知识分子。这些人的生平轶事精彩纷呈，不落俗套，却鲜为人知。本书不同于目前市场上多数“炒冷饭”的近代人物主题类文章结集，所选人物多为首次提及，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1993年，上海大学老校长钱伟长在回忆录《八十自述》中讲述了自己的求学经历。他说：“初中名义上学了两年，但其中一年在国学专修科跟唐文治学古文，所以，数理化和英文基础很差，在苏州高中补了不少，但究竟不如按部就班那样学得透彻明白，在考大学时只有文史尚过得去，数理化英文很没有把握。幸有上海天厨味精厂创办人吴蕴初先生决定在全国设立清寒奖学金，公开以考试选拔补助家境清寒的高中毕业生上大学，我决心一试，竟然录取。于是在1931年夏天6月一个月内在上海分别考了清华、中央、浙大、唐山、厦门五个大学。无非是多考几个大学多些录取机会，但是，喜出望外居然都考取了。那时大学试题不统一，也不分科录取，我以文史等学科补足了理科的不足，幸得进入大学，闯过了第一关。四叔钱穆时在北大当教授，我听从他的意见进了清华。那时清华文学院有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陈寅恪、雷海宗、俞平伯、杨树达等名教授，我对古文和历史也有兴趣，问题是进中国文学系还是历史系。9月16日自老家到北京进清华大学，第三天就听见了日本帝国主义用一个晚上占领东三省的报道，就是‘九一八事变’。当时全国青年学生义愤填膺，纷纷罢课游行，要求抗日，这种爱国情绪激发了我，决心‘弃文从理’，使我走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从入学考试成绩看，毫无疑问我应该学中文或历史，陈寅恪教授因为我在历史考卷上对二十四史的作者、卷数、注疏者这题得了个满分，也曾和四叔提起过欢迎我去历史系学习，中文系杨树达教授也宣传我的入学作文写得不差，‘中文系得了一个人才’。”
　　

这个回忆录在不同的场合，还有不同的版本。钱伟长还曾说过：“我是1931年考进清华大学的，在入学考试中，由于历史和国文都考了个满分，虽然数学、物理成绩很差，还是因名列前茅而被录取。……我在叔父钱穆教授引导下的确曾想进中国文学系或历史系，杨树达教授亦曾宣扬中文系获得一位少见的高材生，他曾宣称钱伟长除了英文差外，中文可以和外语系的钱锺书相比。陈寅恪亦曾表示从中国史的根底看，钱伟长在中国史上很有前途。……学文史是远水救不了近火，终于下了弃文学工学理的决心……”钱伟长“弃文从理”说在各种媒体中广泛流传，经过媒体演绎之后的版本是：他投考清华时物理考了5分，英文5分，数学、化学的成绩也平平，但却因为中文和历史都考了100分而进入了清华大学中文系（也有版本作历史系），后来又转入物理系。由于这些说法太过有名，乃至成为一种流行的“神话”和传说，其背后的潜台词是“文科无用”，成为素来看不起文科生的理工科学生鄙视文科最有利的案例。如果拿出实证精神，利用第一手资料对上述回忆进行考证，便知道钱伟长的回忆与实际情况颇有差距。
　　

钱伟长出生于无锡的书香门第，父亲是一位教书先生，叔父钱穆是著名历史学家，耳濡目染，自然具有一定的文史基础。然而，钱伟长的理科基础绝非自述的那样不堪。1931年，钱伟长正在苏州中学读高三，便曾在该校校刊《苏中校刊》的自然科学专号发表过一篇物理类文章，题为《二种特殊滑车的机力》，该文共4页，是一篇有关力学的小论文，钱伟长在这篇论文中对两种滑车的机力进行了推导，其中存在大量物理方面的公式演示。作为中学生能够在校刊发表物理类文章，说明钱伟长的理科基础不差。至于1931年夏钱伟长投考的5所大学，有些无法查考，有些有据可查。1931年厦门大学曾经在上海举行过两次招考，招考结果分别在当年7月19日和8月28日的《申报》上公布，两个榜单中均无钱伟长之名。1931年7月31日的《申报》公布了国立中央大学新生录取名单。中央大学在录取名单上清楚地标明了录取的科系，其中工学院录取新生139名，钱伟长之名赫然在列。中央大学是文理法商农工医学科齐全的综合性大学，继承了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南高学风”，文学院的办学水平不低，但钱伟长并未投考文学院的中文系或历史系。1931年8月13日的《申报》公布了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的新生录取名单，该校只设置工科专业，不招文科生，钱伟长被土木系录取。两校的工学院在当时都有相当的历史传统和办学水准，要成功考取并不容易，钱伟长能被两校的工学院录取，更证明其理工科基础不可能太差。由于当时也不太可能有人考取文科落榜后调剂到工科，说明他报考两校时，投考的都是工学院，而且可以考中工学院。他原本就计划学习理工，无意学习文科。